西夏音乐是什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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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10-10 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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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2-13 12:43
党项民族素有爱好音乐的传统，他们使用的乐器有琵琶、笛、箫等，以击缶为节。唐僖宗时赐给党项首领拓拔思恭全套鼓吹，共有三驾，大驾用一千五百三十人，法驾用七百八十一人，小驾用八百一十六人。以金钲、节鼓、搁鼓、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呜、大横吹、小横吹、觱栗、桃皮笳、笛为乐器(《西夏书事》卷十二)。尽管用全套乐器装备起来的乐队人数过多，这一记载未必完全可信，但是，它至少可以说明党项族在这时已接受了中原音乐的影响，并且可能有过阵容较为庞大的乐队。五代时党项人常到中原贸易，在市井中“醉则连袂歌其土风”，可知党项人是善长歌咏的。据文献记载，党项族音乐经五代至宋朝，时隔百余年而其音节悠扬，声容清厉，仍有唐朝遗风。德明时期，与北宋关系良好，“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元昊继承王位后，认为中原的音乐不足以效法，并且根据当时的建国需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 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于是“革乐之五音为一音”，下令在国中流行。这是西夏音乐的一次大改革，对西夏前期有着重要影响，直到一 百多年以后，才又有了较大的变化。
元昊的一个妃子索氏也爱好音乐，因为与元昊不睦，趁元昊外出打仗之机，“日娱音乐，益自修容”。
音乐也属于劳动人民。元昊经常对外用兵，对内也加紧压迫，人民怨声载道，编唱《十不如歌》，歌词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党项人民通过音乐反对封建压迫的呼声之强烈是可以想见的。
西夏文化的侧重面往往随着*的变迁而改易，音乐也不例外。惠宗是一个爱好汉族文化的皇帝，他曾“招诱汉界娼妇、乐人”，说明汉族音乐受到西夏统治者的欣赏。崇宗时也很注重音乐。宗室子弟仁忠、仁礼二人“俱通蕃汉文字，有才思，善歌咏”。前面提到的崇宗晚年作《灵芝歌》并与大臣相唱和的故事也说明当时音乐之盛。
仁宗在发展佛教、推进儒学的同时，于人庆五年 (1148)使乐官李元儒采用中原乐书，参照西夏制度，修定乐律。原来西夏音乐，经元昊更张以后，已经不是唐末的遗音了。仁宗要大刀阔斧地推行儒学，音乐的改革就势在必行。新乐改成后，赐名《鼎新律》，并为此提升李元儒等人的官职。这次音乐改革的结果使西夏音乐吸收了更多中原音乐的养分。
西夏音乐不仅是一般地受汉地的影响，而且有一些西夏人能直接用汉语唱歌，这和当时不少党项人、汉人能同时使用两种语言有密切关系。北宋的著名*家沈括在陕西为边口巾时，曾作过几十首歌，让士兵传习歌唱，其中有“万里羌人尽汉歌”之句。羌人似指当时与宋交界的党项等族，他们能唱汉族歌曲。
河西地区历来是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的聚集地，《西凉乐》早在南北朝时就已传人中原。那么，西夏的音乐是否也影响到来朝呢?回答是肯定的。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皇帝召见宋夏边境米脂寨投降的蕃乐人(党项乐人)四十二名，并让他们在崇政殿奏乐。看来，就连宋朝的皇帝也要欣赏当时的西夏音乐呢。
西夏有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名为《蕃汉乐人院》，在行政机构中属第五类。可知当时西夏蕃乐和汉乐两种音乐并存。《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有“乐人打诨”之语，所记乐器种类很多，其中有：三弦、六弦、琵琶、琴、筝、箜篌、管、笛、箫、笙、筚篥、七星、大鼓、丈鼓、拍板等。看来蕃、汉乐所用管、弦、打击乐器已经比较齐全了。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西夏音乐并未因西夏的灭亡而终止，相反，它对元朝音乐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蒙古兵起于溯漠，其音乐可能较为简朴。蒙古王朝建立后，亟需一种既适应当时迅速发展的*、军事形势，又有北方民族特色的音乐。由于党项族上层高智耀的推引介绍，蒙古王朝采用了西夏旧乐。这可以说是蒙、元制乐的发端。后来元朝又兼采其他民族音乐，然而西夏乐仍继续使用。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73)以后，每年在大明殿启建白伞盖佛事时，就用河西乐(即西夏音乐)。当时仪凤司掌管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共三百二十四人。仪凤司下专门管领河西乐人的机构初名昭和署，至元十七年(1280)设置，后来到至大四年(1311)改名为天乐署(《元史》卷六八、卷七七，卷八五)。
以上简单勾画出的西夏音乐发展演变的轮廓，表明了汉族、党项族、蒙古族等几个民族的音乐互相交融，渗透的史实，谱写了祖国历史上各兄弟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新乐章。
参考资料：http://www.nxnews.net/1168/2004-12-16/13@6278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