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9 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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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19 09:01
首先要明确的是,无论如何处置伤人的动物,都不是一个关于这个动物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因为责任在法律上是针对主体来说才有的东西,而动物不能成为法律上的主体(即无人格;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有人格属性)。对伤人动物的法律评价,实际上是对于“危险物”的法律评价。而对于危险物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管理。从物理形态上直接消灭当然是一种管理方法,但不一定是必要的,也可能带来负面效果。这就好比,有人开车撞死了人,这个人要承担法律责任甚至是构成犯罪,但把这辆车砸烂,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反而影响到加害方的赔偿能力。但人是一种很情绪化的生物,他的诉求常常并不是出于一种理性的目的。就好比上面这个汽车的例子,虽然一般人可能不会去砸车,但很难说在特定情况下被害者亲属不会有这种诉求。在心理上,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归因的问题。归因是一种心理行为,其结果是因人而异的。虽然从逻辑的角度来说,有一些更可取的归因方式,但并不能阻止人们违反逻辑去建立因果联系的思维方式。所以,人们会把“受伤”的结果归因于致伤的事物,即使理性上他们知道这不太合理。对于被动物伤害的人或者他们的家人来说,他当然知道管理人应该承担责任,但他可能就无法说服自己那个动物不是构成这个伤害的原因。二是补偿心理。当一个不好的结果发生时,人们往往无法坦然接受,而一定要做一些事来说服自己已经对现状进行过弥补。而消灭导致不好结果的那个事物本身,就是最常被考虑的一种。从这个角度来说,要求处死动物,和刑事案件的被害者家属要求判处被告人死刑,很可能出于同一种心理机制。如果人们对后者表示认同,我觉得也应当理解前者。所以,对于如何回应题主的疑问,我们主要需要回答这样两个问题:1、我们是否愿意承担额外的成本,来有效管理而不是直接消灭一种危险动物?犬只管理里有一种做法,禁止个人饲养烈性犬,如果一只狗有明显的主动伤人经历,则它会被认定为烈性犬;而对于此类烈性犬,如果一个社会不愿专门设立一个豢养机构(即额外支付社会成本),那么常常会采用捕杀的手段处理。而对于老虎、狮子这种显然的危险动物,因为我们原本就承担了额外的成本来管理他们(只允许动物园、科研机构等养殖),所以对于他们的伤人来说社会成本反而是一个次要的考虑要素。当然,这仅限于人们所熟悉的危险动物,对于一种不熟悉的危险动物(比如能说话开车打手*的黑猩猩),情况则又有不同。2、我们是否愿意将对受害者的心理安慰看得足够重要,以至于可以为之牺牲其他社会利益?老虎伤人,很多人会赞同处死老虎,这是因为处死一只老虎所牺牲的社会利益还相对较小。但我们可以换一个例子,比如大熊猫。我们假设繁殖出了一只很狂暴的大熊猫,他甚至比一般的动物园里的老虎更喜欢攻击人类,然后我们再假设有个人不幸被这只大熊猫拍死了、血肉模糊,那么我们该不该处死这只大熊猫呢?比如我们不妨再假设这只大熊猫刚好在最爱大熊猫的日本人的动物园里?(虽然这个假设可能刚好很符合某些人的口味)在这个例子中,处死致害动物所牺牲的社会利益被提高了,人们的权衡可能会更复杂一些。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19 09:01
我国野生动物保*第14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给予补偿。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根据法律规定,发生野生动物致害事件后,由当地*出钱补偿。但是,一方面由于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地区大多是边疆省份,地处偏远且交通不便,当地资源开发利用受到很大的*,地区的经济发展迟缓,在财政上无力补偿受害人的损失,补偿标准较低。另一方面目前尚有部分地区未制定野生动物致害的补偿办法,导致了在具体的补偿实践中存在无法可依,甚至找不到确定的补偿主体和补偿依据,受害人的利益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补偿。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19 09:02
能产生国家补偿责任的野生动物致害的情形包括原先由某人所有后来被放生或者逃逸的野生动物以及生活在自然保护区中的野生动物。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19 09:02
野生动物伤害估计上没有惯例,也没有法律的规定。这种情况应该可以请求国家适当补偿,但不是国家赔偿。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国家机关的行政行为或者司法行为有误,给当事人造成损害。动物伤人明显不属于此种情况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19 09:03
野生动物致害农作物是有补偿的,但要看什么地方,如果是在动物保护区内,野生动物致害后,找当地*人员来登记,都是有补偿的,如果不在保护区内,是很难得到补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