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教育学学派及其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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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0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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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17 07:42
重建中国教育学的范式不是毫无根据地在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过程中“画蛇添足”，一切努力最终都是指向“中国教育学”的生成。而任何教育学的生成绝非凭空而来，必须借助学派的创生作为必要前提。学派是一门学科自身结构的重要构成，其形成过程也是学科自身的发展过程。不论从一个国家、一门学科、还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一门学科的发展如果缺少学派的形成，这门学科就必然缺乏强大的支撑力量和共有语言的凝聚力。衡量当代中国教育学学派的基本标准主要应有三点：其一，立足于研究当代中国教育的基本问题和重大课题，形成了基本的、重要的、符合时代精神和现代人素质发展需要的教育理论、思想和观念；其二，其教育理论、思想、观念是科学的、严密的、体系化的、连续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其三，其理论、思想、观念是长期付诸实践的，并且被实践证明是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对实践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应该说，教育学学派在中国的创生不仅是社会与人的发展对新教育理念和深化教育现象认识的需要，而且是完善与发展我国教育学体系和教育实践的需要。不过，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开创性研究的断裂、理论体系的支离破碎、研究方向上的随意性、创学派之勇气和动力的缺乏、学术导向上的崇洋媚外以及学术规范意识的淡漠等因素，都是我国教育学学派空场的深层根源。具体来说，教育学的学派意识应体现在两个最基本层面：其一，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群体相对于其他学科群体具有独立自主的研究领域、学术地位、价值体系和方法策略；其二，在教育学科群体内部，各种思想流派、理论学说及实践模式异彩纷呈，既表现出整体性、系统性和连续性，又体现出差异性、多元性和丰富性，彼此不断地碰撞、协商、交流与对话，具有内在的活力、批判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显然，中国教育学学派的创生必将有助于教育学范式的构建与重建，并推动中国教育学的最终生成。此外，宽容意识与批评意识、独立意识与整合意识、现实意识与学术史意识的融入中国教育学学派的创生过程中也是至关重要的。
当前我国教育学学派之探索
华东师范大学李政涛博士提出，构成学派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和特征：其一，人物的代表性和研究的群体性；其二，立场的一致性和发展的脉络性；其三，学说的独立性和发展中的对话性。学派创生的形式有三种类型：“建构性创生”与“渐进性创生”、“移植性创生”与“内源性创生”、“理论型创生”与“实践型创生”。[15]
笔者在同意上述观点的同时以为，衡量当代中国教育学学派的基本标准主要有三点：其一，立足于研究当代中国教育的基本问题和重大课题，形成了基本的、重要的、符合时代精神和现代人素质发展需要的教育理论、思想、观念；其二，其教育理论、思想、观念是科学的、严密的、体系化的，是连续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其三，其理论、思想、观念是长期付诸实践的，并且被实践证明是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对实践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依据这三条，在笔者非常有限的观察视野之内，提及几种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中正在形成中的学派，作为中国教育学学派探索之举例。
（一）“主体教育学派”
将主体教育理论称之为“主体教育学派”，是有充足理由的。主体教育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能体现我国教育学理论建设与发展的一种学派。这不仅是因为主体教育理论提出的时间较早，参与研究的人员较多，开展实验研究的时间较长，理论体系在不断地丰富与完善，更重要的是，主体教育研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产生、形成的，其主旨是解决人的现代化发展问题，并试图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和中国人现代素质的提高找出一条现实的途径。
主体教育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6]在经历了这三个阶段之后，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主体教育理论是立足于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尤其是中国人素质发展的根本问题的，它是一种全面、深入、综合化的教育思想实验， 目前正在成为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动态生成的教育理论，并全面、深刻地影响着各级各类学校的日常教育生活，引导、改善着教育实践活动中人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生存习惯，极大地推动着中国教育思想和实践从传统形态走向现代形态。
（二）“生命·实践学派”
近十余年来，以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为带头人的“新基础教育”学术共同体，以“生命”作为教育的基础和教育学研究的原点，立足于中国教育学的本土性和原创性研究，关注教育实践活动中“具体的人”的真实成长，开创了“生命·实践学派”的探索之旅。“生命·实践学派”秉承推进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探索性、发展性研究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将基于生命价值取向的教育学研究与基于生命动态生成的教育实验探索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注重根据具体的教育理论与实践，调整、转换教育科学研究的方*以及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关注对研究者自身学术生命的不断反思与构建，强调教育学研究需要有大智慧、大爱心、大境界等，形成了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探索性、发展性研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社会转型、世纪更替的新时代，我国教育学学派的建设与发展，迫切需要一批先知先觉、先知先行者。正如叶澜教授所指出的：“教育除了鲜明的社会性之外，还有鲜明的生命性。人的生命是教育的基石，生命是教育学思考的原点。在一定意义上，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事业”。“教育学不仅是‘生命’的学问，或‘实践’的学问，而是成为以‘生命·实践’为‘家园’与‘基石’的学问”。“我理想中的学术空间服务于两个基本目标：一是追求2 1世纪中国教育学理论的发展。二是推进中国教育学家队伍的建设。”[17]
（三）“新教育学派”
对教育学学派的执著追求与探索，不仅反映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也反映了研究者个体及其同路人的教育心愿、理想与信条。“新教育实验”即是如此。正如“新教育”的提倡者所认为的，我们面临着_一个“呼唤教育学派”的时代。尽管人们对“教育学派”这一提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新教育实验”很有可能就会成为“新教育学派”诞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18]
在务实主义、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在教书、读书愈来愈演变成为系列程式化、标准化、刻板性的日常生活的时候，理想主义的教育或教育的理想主义一定会给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希望、憧憬、信念和力量。在今天的中国，教育理想的现实主义需要同教育现实的理想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否则中国教育很难获得一种平衡、谐调的发展。“新教育”不仅是一种梦想，更是一种基于中国教育现实问题的积极主张和思想，一种能够在实践中展开行动的策略。愿“新教育实验”能够在耕耘、建设中国教育“精神家园”的道路上留下坚实的印记。http://blog.eol.cn/user1/xuepai/archives/2006/3426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