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藉、稽康诗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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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0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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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8-30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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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代的进士科举，两《唐书》、《通典》、《册府元龟》、《文献通考》、《唐会要》诸书已经记载得相当详备。但这些著述大都详于这种制度的叙述和评价，而对基於这种制度而形成的一些风尚，则较少涉及。例如我们在这里所准备加以研究的行卷问题，除《文献通考》曾一引项安世说之外，其馀的书里就几乎没有正面地提到过。徐松《登科记考》是研究唐代科举的专门名著，但限於体例，对行卷这种风尚也没有系统地加以探讨。
其次，关於唐代进士科举和文学的关系，前人虽曾经发表过一些零星的见解，而从事较为深入的研究，则实始於当代的学者们。陈寅恪、冯沅君等人，对於这个问题，都有所论列[1]。但在他们已经发表的专书或论文中，也还没有全面地论及行卷这种风尚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问题。
个人年来涉猎文史，鸠集了一些有关这些问题的资料，因而大致明白了唐代进士行卷是怎麼一回事，并且进一步认识到，对於唐代文学发展起著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并非进士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今试将管见述论如次，以求教於对进士科举与文学的关系这个问题已经进行过专门研究的诸位先生和文学史工作者。由於试图将曾在七至九世纪的我国选举史以及文学史上不但存在过而且十分盛行的这种持殊风尚重现在读者面前，举证不免烦琐；同时，由於现存文献及个人水平的*，立论也不免粗疏。这就希望大家严加指正，继续讨论，以期这个对于唐代文学研究说来并非无关重要的问题，获得较为*的解决。
二、行卷之风的由来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2]，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这也就是一种凭借作品进行自我介绍的手段；而这种手段之所以能够存在和盛行，则是和当时的选举制度分不开的。
原来，唐代科举考试的试卷是不糊名的[3]。因为不糊名，所以某年某科有谁参加考试、哪本试卷属于谁，都是公开的。这就使得主试官除了评阅试卷之外，还有参考甚至於完全依据举子们平日的作品和誉望来决定去取的可能；也使得应试者有呈献平日的作品以表现自己和托人推荐的可能；也使得主试官的亲友有代他搜罗人才，加以甄别录取的可能。洪迈《容斋四笔》卷五，〈韩文公荐士〉条云：
唐世科举之柄，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讥议，多公而审。亦有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
这段话比较扼要地指出了在试卷不糊名这种制度之下出现的种种情况。我们知道，唐代的科举制度是由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嬗变而来的，而九品中正制的举人，虽然往往是极不公正的，却同时也是公开的而非秘密的。唐代的科举考试采取了试卷不糊名的方式，使主试官得以审查应试者平素在学业上的表现，可能是九品中正制遗留下来的影响。另外，将自己的作品送请有地位、有学问的人看，希望得到他们的揄扬或教益，这也原是古己有之的[4]。不过到了唐代，文士们更利用了这种办法来为争取进士登第服务。这就使之形成一种风尚，有别於通常的投送卷轴，而且出现了行卷这个专称。
助长行卷之风的，主要是那些在杜会上、*上、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还有那些与主试官关系特别密切，因而可与之通榜，即共同决定录取举子的名单的人。王定保《唐摭言》卷八，〈通榜〉门载有四个例子，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是宣宗大中十年(856)郑颢知贡举，竞托崔雍为榜。崔雍提出名单以后，这位主司又一无更改，即行公布。在一般惰况下是通榜的人可以参与机密，决定及第人的名单和名次，如钱易《南部新书》癸卷所云：
贞元末，许孟容为给事中，权文公任春官，时称权、许。进士可不，二公未尝不相闻。
凡是接受了举子呈献行卷的人，他们既可直接推荐於主试官，也可间接推荐於通榜者，而有力的推荐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了通榜者了。举子们将行卷投给他们，以求赏识，是很自然的。
但试卷不糊名和主试宫及其通榜者可以依据举子们平日的成就与声望决定其去取这些事实，只能解释行卷的风尚何以能够存在，而不能充分地解释它何以十分盛行。因此，有必要继续指出：第一，行卷的风尚是和当时贡举诸科目中出路最好因而最受重视的进士科紧密地联系著的；而第二，它又是和进士科的去取以文词优劣为标准紧密地联系著的。
唐代贡举分为制科和常科，而常科之中，主要的又只有进士、明经两科。制科，据说是以待非常之才的，名目既极为繁多，每年或设或否，情况又极不一致。所以一般人所趋赴的，仍然集中在常科方面。常科之中，进士、明经两科虽然并列，而两者地位的高下和及第的难易，却大不相同。《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门云：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5]。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
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致岁贡常不减*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进士科的举子还在穿著白*去行卷或应试的时候，已被人推重，认为将来可以位至公卿，官居一品；而明经科的举子则无人对他们寄以这种厚望。三十岁明经及第，就算是老明经了；而五十岁进士及第，却还要算少进士。这些谚语正非常形象地指出了两种科目在唐人心目中的价值相差是多麼远。
行卷的风尚只是和进士科而不是和明经科联系著，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明经科很容易考取，无需乎费事去进行这种紧张的闱外活动；另一方面，也因为明经科的考试内容是以帖经为主，及第的关键在於熟悉经书，而经书之熟悉与否，是无从用行卷这种方式来表现的，因此，应明经举的人自然也就没有必要行卷了。《学津讨原》本康骈《剧谈录》卷下〈元相国谒李贺〉条云：
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藉甚。时元相国稹年老[6]，以明经擢第，亦攻篇什，常愿结交贺。一日，执贽造门。贺揽刺不容，遽令仆者谓曰：「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相国无复致情，惭愤而退。
考元稹以十五岁明经及第，事在德宗贞元九年(793)[7]，那时李贺才四岁。「事之不实，无庸详辨。」[8]但这个虚构的故事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的情况，同时也反映了应明经举或从明经科出身的人，一般是不以诗文为贽去进谒他人，即不从事於行卷的[9]；如果这样做了，就可能因为违反常情而被奚落一场，如这个故事中所描绘。事实上，我们也还没有在文献中看到应明经举的人从事行卷的事例。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云：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赘，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
这是一条为诸家所共同引用过的资料。它告诉了我们唐人用传奇小说行卷这个重要事实。但其所叙述的某些方面则殊嫌含混，有待订正，因为它既没有将举子们纳省卷与投行卷这两种不同的事实区别开来，也没有将无论是纳省卷或投行卷都主要是应进士科的举子的特有风尚而与明经科并无关系这一事实指陈出来。如文献所昭示，当时进士到礼部应试（即所谓省试，礼部属尚书省）之前，除了上面所谈到的要向有地位的人投行卷之外，还要向主试官纳省卷。（称为省卷，因为是向尚书省所属官府——礼部交纳的。它又称公卷，则对行卷系献给私人的而言）。两者的内容可能一样，对象却有区别。孙望校本元结《元次山集》卷十〈《文编》序〉：
天宝十二年，漫叟以进士获荐，名在礼部。会有司考校旧文，作《文编》纳于有司。……侍郎杨公见《文编》，叹日:「以上第污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赖。」……明年，有司于部堂策问群士，叟竟在上第。
唐摭言》卷十二，《自负》门：
刘允章侍郎主文年，榜南院日：「进士纳卷，不得过三轴。」刘子振闻之，故纳四十轴。
《南部新书》甲卷:
李景让典贡年，有李复言者，纳省卷，有《纂异》一部十卷。榜出日：「事非经济，动涉虚妄，其所纳仰贡院驱使官却还。」复言因此罢举。
这都是纳省卷的事例。所以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进士科故实》条说：
举子*通刺，称乡贡，由户部关礼部，各投公卷；亦投行卷于诸公卿间，旧尝投今复投者，曰温卷。礼部例得采名望收录。
又考《旧唐书‧韦陟传》云:
囊者，有司取与，皆以一场之善登其科目，不尽其才。陟先责旧文，仍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笔，先试一月，知其所长，然后依常式考核。片善无遗，美声盈路。
韦陟以礼部侍郎知贡举，事在天宝元年(742)[10]。纳省卷的风尚可能即由此而形成。这种风尚的消失，则在宋初，见范镇《东斋纪事》卷三所载：
初举人居乡，必以文卷投贽先进。自糊名后，其礼浸衰。贾许公为御史中丞[11]，叉奏罢公卷，而士子之礼都亡矣。
这些资料将省卷、行卷之别表示得很分明，但《云麓漫钞》所云「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似指投行卷而言，「然后以所业投献(于主司)」，又似指纳省卷而言，就不够清楚了。又如前所说，无论是纳省卷或投行卷，都只是进士科举子的事。（进士及第以后，再举制科的人，也有继续向当世显人行卷的，那可以说是进士行卷之风的延长。）而据《云麓漫钞》语意，似乎无论什麼科的举子，都曾以传奇小说来行卷，惟独进士才多以诗行卷，这也和现存其他文献所提供的事实不合。赵彦卫这段文字曾经引起过某些研究者的误解[12]，因而我们在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不附带加以辨明。至于行卷与省卷虽然并行不悖，但由于省卷成千累百地集中於主司一人，其势不能尽阅，结果反而成了具文。举子所重，仍在向显人投献行卷这一方面，这也是可以从传世文献中涉及省卷者极少，而涉及行卷者甚多这个现象推断出来的。
既然行卷的风尚是和进士科举紧密地联系著，而这种联系又基於进士登第与否的关键在於文词的优劣，那麼，考察一下进士科考试项目的情况，对于行卷之风的了解，就很有必要了。关於这个问题，史籍记载得相当详细，而赵翼《陔馀丛考》卷二十八〈进士〉条所述则较为扼要，今录如下：
唐初制，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永隆二年，以刘思立言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兼。此进士试诗、赋之始。开元二十五年诏：「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自今加试大经十帖。」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叉以箴、论、表、赞代诗、赋。大和八年，仍复诗、赋。此唐一代进士试艺之大略也。
惟赵氏所言，也颇有疏误，首先是误以为试杂文即系试诗、赋[13]；其次是误以为自德宗建中二年(781)赵赞奏罢诗、赋以后，直至文宗大和八年(834)才恢复。徐松《登科记考》卷二，永隆二年条按语云：
杂文两首，谓茂、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
据王应麟《玉海》卷二百三及二百四〈辞学指南〉所载高宗显庆四年(659)进士试〈关内父老迎驾表〉、〈贡士箴〉，玄宗开元十一年(723)试〈黄龙颂〉，开元十四年(726)试〈考功箴〉，开元二十六年(738)试〈拟孔融〈荐称衡表〉〉等例，及《旧唐书‧玄宗纪》天宝十三载(754)条所载：
上御勤政楼，试四科制举人，策外加试诗、赋各一首。制举加诗、赋，自此始也。
可知进士科举加试文词，早在永隆二年(681)以前即偶有之，而刘思立的奏请，则使它进一步地制度化了。又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才由任试包括诗、赋在内的各体杂文，逐渐转为只试诗、赋[14]，而且还影响到制科也加进了这一新的考试项目。这都证明上引徐松的话是正确的。《登科记考》卷十一，建中二年条按语又云：
次年进士试《学官箴》，是罢诗、赋自三年始。第不知复于何年用诗、
赋。考《文苑英华》载贞元四年试〈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诗，大约贞元之初，即复旧制。故大和间礼部奏言「国初以来试诗、赋，中间或暂改更，旋即仍旧」是也。
这也比赵翼据《新唐书‧选举志》所说曾罢诗、赋五十余年为合于事实。弄清楚这些细节对研究行卷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最初杂文所包者广，这才使行卷之文也可相应地具备众体，逐渐发展到古诗、律诗、词赋、骈文、散文、小说等无所不有。在不成文地规定杂文只试诗、赋后，由于行卷之文可备众体巳经形成一个传统，也就没有因考试内容的更动而有改变。同时，因为从七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进士科举的考试项目中增加了杂文（在八世纪中叶以来则专是诗、赋）后，进士考试就始终以文词为中心内容，几乎没有中断过，因而举子们用以表现自己文学才能的行卷之风也没有中断过，直到宋初为止。这都显示了行卷这种风尚和考试内容的关系十分密切。
文词在进士科考试中是后来增加的项目，可是它很迅速地就压倒了试策和帖经，而成了最重要的即决定去取的部分。杜佑《通典》卷十七载赵匡〈举选议〉云：
进士者，时共羡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
就是指的这种情形。正由於此，所以进士科后来也称为词科。事实上，考试既以文词为主，以测验记诵之学为目的的帖经已经变成可有可无，于是在天宝初年，就出现了「作诗赎帖」的通融办法。赵贞信校注本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门：
……举司帖经，多有聱牙、孤绝、倒拔、筑注之目，文士多于经不精，
至有白首举场者，故进士以帖经为大厄。天宝初，达奚珣、李岩相次知贡举，进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时或试诗放过，谓之赎帖。
《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九〈阎济美〉条载温庭筠《乾月巽子》云：
(阎济美)具前白主司曰：「某早留心章句，不工帖书，必恐不及格。」主司曰：「可不知礼闱故事，亦许诗赎。」……某又遽前白主司曰：「侍郎开奖劝之路，许作诗赎帖，未见题出。」主司曰：「赋〈天津桥望洛城残雪〉诗。」
前者记叙赎帖所由起，后者则是晚唐的一个实例。这说明了,早在玄宗时代，进士取舍就以文词为主，更不用说其后变本加厉的种种情况了。
总之，由于进士科出路比其他科目都好，所以竞争就特别激烈，由於进士科考试重在文词，其录取又要采平日誉望作为重要参考，所以举子们用来表现自己的创作水平乃至於见识和抱负的行卷，就特别重要。在一般情况下，举子们没有不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以期写出较好的作品，并用它们来行卷，从而打动当世显人的心的。这样，行卷的风尚在客观上就不能不对唐代的文学发展起著较广泛和较长远的推动作用。
今传行卷故事见於唐人小说、杂记的，绝大多数出於中、晚唐。但这种风尚的兴起则必然在永隆二年进士加试杂文成为制度以后，安、史之乱以前。薛用弱《集异记》所叙王维借岐王的力量行卷於公主事，显然不足据信[15]，但这种依托，却不失为唐人认为行卷之风出现较早的旁证。
行卷这一风尚的由来，大概如此。
三、行卷之风的具体内容
社会风尚总是在较长时期中形成，并且逐渐使其自身具备丰富而具体的内容的，在唐代进士科举制度之下所形成的种种风尚也不在例外。由于这种种风尚内容所具有的丰富性与具体性，甚至在当时就使人感到有必要写一部专书来加以介绍，为初次赴举的人提供一些方便。《新唐书‧艺文志》卷三及《宋史‧艺文志》卷七都在子部小说家类著录了卢光启所撰《初举子》就是这样一部书。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记其写作缘起云：
卢相光启，先人服刑。尔后弟兄修饰赴举，因谓亲知曰：「此乃开荒也。」然其立性周谨，进取多途，著《初举子》一卷，即进取诸事。皆此类也。
《容斋续笔》卷十三〈贻子录〉条则据五代时佚名所著〈贻子录〉中的〈修进〉一章，对这部早巳亡佚的书的内容有简略的介绍：
咸通年中，卢子期著《初举子》一卷，细大无遗。就试三场，避国讳、宰相讳、主文讳。士人家小子弟忌用熨斗时把帛，虑有拽白之嫌。烛下写试无误笔，即题其后云：「并无揩、改、涂、乙、注。」如有，即言字数，其下小书名。同年小录，是双只先辈各一人分写。宴上，长少分双只相向而坐。元以东为上，○以西为首。给、舍、员外、遗、补，多来突宴，东先辈不迁，而西先辈避位。及吏部给春关牒，便称前乡贡进士。
可能是由於南宋时代行卷之风久已不存，洪迈据《修进》章摘录《初举子》的内容时，独没有涉及这一部分。这是很可惜的。但关於行卷的具体情况，散见各书的还有一些，今略加整比，叙述如次。
唐代进士一般是在正月考试，二月放榜[16]。因此投献行卷多数是在头一年秋天就开始进行。初次到长安（或洛阳）应试的外地举子们，往往事先就做好一些卷轴，随身携带，进京备用。（国学生徒准备应进士科举的，自然一般就在国学西监所在地长安及东监所在地洛阳准备。）如韩愈《昌黎先生集》卷四〈赠崔立之评事〉有云：
崔侯文章苦敏捷，高浪驾天输不尽。曾从关外来上都，随身卷轴车连轸。
朝为百赋犹郁怒，暮作千诗转遒紧。
崔立之是德宗贞元三年(787)进士登第的。此诗所写，可能是他第一次赴试的情况。但由於进士科录取名额很少，每年不过3o人左右，登第非常艰难，一举成名的几乎是绝无仅有，落第的人每年都非常之多。这些人为了争取时问，准备下一次应考，便往往在京城里留下来（其必须回家乡去的，也往往在春季落第还乡之后，又在当年秋天赶回京城来），从事一些活动，其中很主要的一项，就是准备新的行卷。[17]《南部新书》乙卷云：
长安举子，自六月以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
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七月后，投献新课。……人为语曰：「槐花黄，举子忙。」
李肇《国史补》卷下〈叙进士科举〉条云：
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而出，谓之夏课。
《唐摭言》卷一〈速进士下篇〉引《国史补》此文，於「夏课」下注云：「亦谓之秋卷。」夏是指其撰卷之时，秋则指其行卷之时。（至於不留京而回乡里的人，其从事於夏课即秋卷之撰作，自然也大略相似。）
投卷的地点，主要是在京城长安，其次则是在偶然也设置考场的东都洛阳。因为它们既是考场所在，也是显宦、名人集中的所在。但也有因为特殊原因而在外地投献行卷的。如张固《幽闲鼓吹》云：
丞相牛公应举，知于由页相之奇俊也，特诣襄阳求知。
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十五引李颀《古今诗话》云：
邵安石，连州人。高湘侍郎南迁归朝，途经连江，安石以所业投之，遂见知，同至辇下。湘知贡举，安石擢第。
从以上所引《南部新书》及《国史补》中可以知道，行卷以每年更新为正常。（这自然也并不排斥在新卷中编入部分旧作。）这种更新，对于举子们创作水平的提高，显然起著促进作用。王谠《唐语林》卷二〈文学〉门引刘禹锡所云，就是一个例证：
牛丞相奇章公初为诗，务奇特之语，至有「地瘦草丛短」之句。明年，
秋卷成，呈之，乃有「求人气色沮，凭酒意乃伸。」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第。
这种更新还有利于在创作中吸收新的题材，表示自己对于某些新事物的看法。《国史补》卷中〈晋公祭王义〉条云：
裴晋公为盗所伤刺，隶人王义扞刃死之。公乃自为文以祭，厚给其妻是岁，进士撰〈王义传〉者，十有二三。
此事亦见《南部新书》戊卷，称「是岁，进士撰〈王义传〉者三之二」，则为数更多。又《全唐诗》卷五百十一，张祜〈〈孟才人叹〉序〉，述才人殉情事后，续云：
进士高璩登第年宴，传于禁伶。明年秋，贡士文多以为之目。大中三年，遇高于由拳，哀话于余，聊为兴叹。
这两个事例正好说明了许多举子在撰文行卷时，是重视那些激动人心的新鲜题材的，以这种作品行卷，当然也就比较易於收到引人注目的效果。至如《南部新书》庚卷云：
裴说应举，只行五言诗一卷。至来年秋，复行旧卷。人有讥者。裴曰：
「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人见知，何暇别行卷哉？」咸谓知言。
则可见全行旧卷乃是一种不寻常的举动，容易引起非难，非有待于解释不可了。
行卷所用的纸张、写卷的书法与行款也都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李商隐《樊南文集》卷八〈与陶进士书〉云：
昨又垂示〈东岗记〉等数篇，不惟其词彩奥，大不宜为冗慢无势者所窥
见，且又厚纸谨字，如贡大诸侯、卿士及前达有文章积学者，何其礼甚厚而所与之甚下耶？
据此可知，进士行卷所用纸张应当厚实，字迹必须端正。又《昌黎先生集》卷十七〈与陈给事书〉有云：
并献近所为〈复志赋〉已下十首为一卷，卷有标轴。《送孟郊序》一首，
生纸写，不加装饰，皆有揩字、注字处。急于自解而谢，不能俟更写，阁下取其意而略其礼可也。
廖莹中注引邵博《邵氏闻见录》：「唐人有生纸，有熟纸，所谓妍妙辉光者，其法不一。生纸非有丧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纸，急于自解不暇择耳。」韩愈以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这封信写於贞元十九年(803)[18]，所以并非进士求知之作，但文中所叙及的一些风尚，如卷子应有标轴，应加装饰，不应用生纸，不应揩、注，我{门可以想象得到，也正是进士行卷时所应当遵守的。《学津讨原》本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七〈唐人行卷〉条云：
唐人举进士必行卷者，为缄轴录其所著文以献主司也[19]。其式见李义山
集〈〈新书〉序〉（卷七），曰：治纸工率一幅以墨为边准（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言一幅解为墨边十六行也），率一行不过十一字（此式至本朝不用）。
这是九世纪中叶的记载，可见行卷的行款，到后来也有一定的规格了。
关於对每一个人每一次应当投献多少卷轴，每卷应当包括多少内容，是没有一定的。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八云：
后唐明宗公卿大僚皆唐室旧儒，其时进士贽见前辈，各以所业，只投一
卷至两卷，但于诗、赋、歌篇、古调之中，取其最精者投之。行两卷者号曰两行，谓之多矣。故桑魏公只行五首赋，李相愚只行五首诗，便取大名，以至大位，岂必以多为贵哉?
这里所述的虽是五代故事，其风尚则是唐代的延长。（前举《南部新书》载裴说只行五言诗十九首一卷，可证。）而《唐摭言》卷十二〈自负〉门则有当时有人行卷以多为贵因而受到嘲弄的记载： '
薛保逊好行巨编，自号金刚杵。大和中，贡士不下千馀人。公卿之门，卷轴填委，率为阍媪脂烛之费。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逊卷，即所得倍于常也。」
这些记录都说明了行卷的轴数及文字的篇数多少虽可任意，但却贵精而不贵多。如皮日休以《皮子文薮》十卷二百篇作为行卷，杜牧曾行诗一卷，有一百五十
篇[20]，在当时恐怕也要算得多的了。
这种闱外活动的目的既在于引起别人对自己文才的重视，而竞争的对手有时又多至千人，「公卿之门，卷轴填委」，要使作品受到赏识，是不大容易的。针对著这种情况，举子们便在编辑行卷时，特别注意第一篇的安排，把自己（或者别人）认为最好的、最容易引人注目的作品放在最前面，使人展开卷轴立即可以看到，称为卷首。如《北梦琐言》卷七载陈咏逸事：
其诗卷首有一对语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鸟点头行。」京兆壮光庭先生谓曰：「先辈佳句甚多，何必以此为卷首？」[91] 颖川曰：「曾为朝贵见赏，所以刻于首章。」[21]都是假誉求售使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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