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国金印的金印来历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8 12:40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09 08:11
1953年的秋天，一位汪姓古董商人拿着五六件青铜兵器想卖给博物馆。当时省博物馆的孙太初先生认真地看了这几件兵器后，发现它们的形制和文饰都不同于中原地区已经出土的古代青铜兵器，对青铜器颇有研究的孙太初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几件青铜兵器的背后，可能孕育着云南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于是在请示领导同意后，他毫不犹豫地将汪姓商人手中的青铜兵器全部买了下来，但不知是古董商不愿说，还是确实不知道这些青铜兵器的出土地和收购地，孙太初始终没有问出青铜兵器的出处，这事成了孙太初心里急需解开的一个结。一个偶然的机会，孙太初与省文史馆的方树梅先生谈及此事时，又获知了一个与青铜兵器相关的重要线索。方树梅称在他的家乡晋宁县的小梁王山，抗日战争初期曾经出土过大量的青铜器，但他也只是听过传闻，从未亲眼见过实物。这件事情更加让孙太初牵挂了。
翌年10月，在孙先生的建议下，省博物馆抽派熊瑛、蔡佑芬两人到晋宁县作一次实地调查，调查的结果证明方树梅先生所说确有其事，但出土的地点不是在小梁王山，而是在距小梁王山南面不远的石寨山。熊瑛等同志还从石寨村农民手中又征集到几件青铜兵器及一件磨制的非常精致的古代石犁，将其与馆藏的青铜兵器一比较，果然在造形和纹饰上都有很多共同点。另据村中的老人说，这座小山也是村里的风水宝地，村里人去世后大都埋葬在此，多年以来石寨山的村民们在山上挖墓坑时，经常都会挖到各种青铜器，然而他们不懂，大都当成废铜卖到昆明去了，听说曾经被驻昆的法国人买去了不少呢。鉴于这些重要的调查线索，省博物馆决定马上报请上级批准进行一次清理发掘，以便弄清石寨山地下文物的状况，彻底揭开青铜兵器之谜。 谁也不曾料到，就是这么一座乱石遍地、杂草丛生、其貌不扬的小山丘，竟然埋藏着一个两千多年前的秘密。浩瀚的滇池东南角的这座自平地突起的小山丘，山形呈枣核形，南北两头尖、中间宽，西面岩石陡峭，东面较为平坦，最高处至地平面仅30多米，长约500米，最宽处约200米。山前有一小村，名为石寨山村，属晋宁县的牛恋乡。
消息传出以后，石寨山附近的城乡居民奔走相告，一连几天，整个工地周围的山上全是闻讯赶来的人群，有时多达数千人，就连附近几个县的农民都不断地涌到考古工地，他们都想看一看“滇王”墓出土的宝物。 后来经细查，这枚出土于6号墓漆棺底部的金印“通体完好如新”。印作蟠蛇纽，蛇背有鳞纹，蛇首昂首向右上方。印面每边长2．4厘米，印身厚O．7厘米，通纽高2厘米，重90克。纽和印身是分别铸成后焊接起来的。文乃凿成，笔划两边的凿痕犹可辨识，篆书，白文四字，曰“滇王之印”。根据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的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一文献的记载，同出土的繁浩奢华的各种随葬品一起印证了石寨山就是一代滇王及其家族的陵寝地。
在考古学上，像这样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一致的案例并不多见，因此，滇王金印的出土更显出它的与众不同和极高的考古价值。西汉时期，*王朝为了统治边疆地区，往往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只要你称臣纳供，不对抗*王朝，一般都以赐印、委派官爵等统治方式，来行使汉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西汉时，汉武帝曾在今天的晋宁设立益州郡。从掌握的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文献记载的汉代金印有1784年在日本博多志贺岛上出土的“汉倭奴国王”金印、1955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滇王之印”蛇纽金印和1981年在江苏省扬州附近的邗江县营泉镇北二号汉墓出土的“广陵王玺”，此玺龟纽金印、在印面尺寸、篆刻字体和印纽形制等方面与前两枚金印十分相似。这几枚金印的出土，充分印证了汉代*王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也印证了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史记》中记载的真实可信。正是由于这几枚金印的出土，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极大兴趣，如贵州省组织的对“夜郎王印”的寻找。人们也都期待着能够早一天将这枚同样记载于司马迁“史记”中的“夜郎王”的金印发掘出土。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09 08:11
1953年的秋天，一位汪姓古董商人拿着五六件青铜兵器想卖给博物馆。当时省博物馆的孙太初先生认真地看了这几件兵器后，发现它们的形制和文饰都不同于中原地区已经出土的古代青铜兵器，对青铜器颇有研究的孙太初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几件青铜兵器的背后，可能孕育着云南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于是在请示领导同意后，他毫不犹豫地将汪姓商人手中的青铜兵器全部买了下来，但不知是古董商不愿说，还是确实不知道这些青铜兵器的出土地和收购地，孙太初始终没有问出青铜兵器的出处，这事成了孙太初心里急需解开的一个结。一个偶然的机会，孙太初与省文史馆的方树梅先生谈及此事时，又获知了一个与青铜兵器相关的重要线索。方树梅称在他的家乡晋宁县的小梁王山，抗日战争初期曾经出土过大量的青铜器，但他也只是听过传闻，从未亲眼见过实物。这件事情更加让孙太初牵挂了。
翌年10月，在孙先生的建议下，省博物馆抽派熊瑛、蔡佑芬两人到晋宁县作一次实地调查，调查的结果证明方树梅先生所说确有其事，但出土的地点不是在小梁王山，而是在距小梁王山南面不远的石寨山。熊瑛等同志还从石寨村农民手中又征集到几件青铜兵器及一件磨制的非常精致的古代石犁，将其与馆藏的青铜兵器一比较，果然在造形和纹饰上都有很多共同点。另据村中的老人说，这座小山也是村里的风水宝地，村里人去世后大都埋葬在此，多年以来石寨山的村民们在山上挖墓坑时，经常都会挖到各种青铜器，然而他们不懂，大都当成废铜卖到昆明去了，听说曾经被驻昆的法国人买去了不少呢。鉴于这些重要的调查线索，省博物馆决定马上报请上级批准进行一次清理发掘，以便弄清石寨山地下文物的状况，彻底揭开青铜兵器之谜。 谁也不曾料到，就是这么一座乱石遍地、杂草丛生、其貌不扬的小山丘，竟然埋藏着一个两千多年前的秘密。浩瀚的滇池东南角的这座自平地突起的小山丘，山形呈枣核形，南北两头尖、中间宽，西面岩石陡峭，东面较为平坦，最高处至地平面仅30多米，长约500米，最宽处约200米。山前有一小村，名为石寨山村，属晋宁县的牛恋乡。
消息传出以后，石寨山附近的城乡居民奔走相告，一连几天，整个工地周围的山上全是闻讯赶来的人群，有时多达数千人，就连附近几个县的农民都不断地涌到考古工地，他们都想看一看“滇王”墓出土的宝物。 后来经细查，这枚出土于6号墓漆棺底部的金印“通体完好如新”。印作蟠蛇纽，蛇背有鳞纹，蛇首昂首向右上方。印面每边长2．4厘米，印身厚O．7厘米，通纽高2厘米，重90克。纽和印身是分别铸成后焊接起来的。文乃凿成，笔划两边的凿痕犹可辨识，篆书，白文四字，曰“滇王之印”。根据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的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一文献的记载，同出土的繁浩奢华的各种随葬品一起印证了石寨山就是一代滇王及其家族的陵寝地。
在考古学上，像这样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一致的案例并不多见，因此，滇王金印的出土更显出它的与众不同和极高的考古价值。西汉时期，*王朝为了统治边疆地区，往往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只要你称臣纳供，不对抗*王朝，一般都以赐印、委派官爵等统治方式，来行使汉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西汉时，汉武帝曾在今天的晋宁设立益州郡。从掌握的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文献记载的汉代金印有1784年在日本博多志贺岛上出土的“汉倭奴国王”金印、1955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滇王之印”蛇纽金印和1981年在江苏省扬州附近的邗江县营泉镇北二号汉墓出土的“广陵王玺”，此玺龟纽金印、在印面尺寸、篆刻字体和印纽形制等方面与前两枚金印十分相似。这几枚金印的出土，充分印证了汉代*王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也印证了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史记》中记载的真实可信。正是由于这几枚金印的出土，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极大兴趣，如贵州省组织的对“夜郎王印”的寻找。人们也都期待着能够早一天将这枚同样记载于司马迁“史记”中的“夜郎王”的金印发掘出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