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口红”一词是谁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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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7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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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09-21 21:37
在文章中，朱大可先生写道——
“海子死了，汪国真诞生了，这是1989年6月以后中国文学所发生的最富戏剧性的变化。海子一举带走了农业时代的诗歌真理，并为“汪诗”的涌现开辟出血的道路。“不合时宜”的“旧式”精神使徒，最终让位给了一个肤浅的诗坛流行歌手。这正是“历史的必然”。“海诗”不过是少数校园理想主义者的圣经，而“汪诗”才是热爱生活的广大女学生的起居事典。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市场之后，诗歌条码化的潮流势不可挡。
“越过那些抨击者的痛心疾首的呐喊，“汪诗”在市场上茁壮发育，后者表达了“后文化时代”的“拉罐文学”的主要特徵：第一，高度通俗（彻底放弃原创性并对精英思想作简陋拷贝）；第二，用过即扔（彻底放弃经典性写作）。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历了海子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后，人们只需一种非常轻盈的“哲思小语”，象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上，以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面颜。
“这样一种“生命能够承受之轻”的诗歌口红，在一个高速消费的市场化图景中，无疑是非常和谐的物象。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止它的涌现和受宠。在九十年代上半期，“汪诗”的情形大致就是如此。而在九十年代末的今天，“汪诗”甚至和王朔、苏童及王小波（后者情形或许有些不同）一起，发展为网络消费的主要对象。在那些文化网站和网上文化超市的货架上，这些物件早已经融入了日用品的亲切行列（对此我只是有一点点惊讶而已）。
“余秋雨的散文（以下简称“余文”）与之有非常类似的经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例证是，据说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ji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yun套和《文化苦旅》。这个传闻在海内外文人圈子中流传甚广，并且在一次中港台文化研讨会上成为一个尖锐的话题（可以参见tw《中国shi报》和新加坡《联合zao报》当时的专题报导）。余文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攻击，似乎其作品一旦成为xing工作者的读物，就变得十分可疑起来。
“这无疑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念。在我看来，即使这一“捕风捉影”的传闻属实，它也决不能成为“媚俗”之类的“道德化批评”的借口。相反，它的重要意义被包含在它的隐喻性之中：在那个女人的个人视界里，《文化苦旅》就是她的“文化口红”和“文化*”。它们是一组互相隐喻的同义语词，具有完全相同的日用品功能，被收藏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手袋”里。余文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消费品，但却比汪诗更加“耐用”，因为它不仅是用以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而且还是“文化*”，审慎规避着那些道德“病毒”。”
朱大可发明的这个语词标志着一种新的隐喻式批评语法的出现。文化+口红构成了隐喻关系，令关键词变得更加生动，更有助于流传。此后，许多批评家都开始应用“朱语”构词法，出现了诸如“文化麦当劳”、“文化桑拿”之类的衍伸语词。而“文化口红”本身也被广泛流传，被应用于文化、财经、教育、时政等广泛领域。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9-21 21:37
文化口红
“文化口红”，也可以说是“文化身段”、“文化装扮”，都带有装模作样、弄虚作假性质。是人们用来形容某些文学中带有向主流文化思想和市场的双重献媚的倾向。也指文章中有煽情主义的话语，迎合受众。该种类似的文章被称为文化消费品，不是真正纯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