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是什么意思。546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3-10-12 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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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4-02-03 21:59

这句话是针对研究学术说的，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并且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语出陈寅恪于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在其中先生首先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而且一定会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

陈寅恪认为对于学术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自己自由的意志，不该被别的事情所阻碍，这也是在向后来的学术界敲响警钟。

扩展资料：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

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的著作，多属考证性文字，但他的考据方法，已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考据。他以考据为手段，在考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注意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陈寅恪在继承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精密严谨的考据之学时，也吸收了宋代学者追求义理的作风，注重探求历史的规律。在西方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的影响下，他十分重视对语言工具的学习，并掌握了十几门外语。

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工具，对中外文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在西方文化史学的影响下，他在历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史学观点，从民族与文化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陈寅恪对考据方法加以创新，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新考据方法。其考据方法的特点即“诗史互证”与比较的方法。 

“诗史互证”是陈寅恪在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种考据方法。虽然首先提出这种方法的并不是陈寅恪，但他把这种方法大量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首先注意到唐诗的史料价值。因唐诗的作者来自社会各阶层，唐诗中许多作品直接反映了现实生活，可以补正正史之不足及讹误。除唐诗外，小说也可以用于证史。

他还提出了利用小说证史应注意的一些原则。《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诗史互证”的力作，此书通过笺释钱谦益、柳如是的诗文，系统论述了明末清初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的运用，既是对史料范围的扩展，也是对考据方法的创新。

比较的方法体现在他利用自己掌握的语言工具，进行中外文资料的比较研究，发现了许多前人未发现的问题，并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利用这种方法在蒙古史研究中获得了许多成果；他还利用对音方法考证出史书中的一些地名，以及书籍在辗转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与王国维一样，陈寅恪也注重地上实物与地下实物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利用敦煌出土资料释证文献记载，并有许多发现。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陈寅恪

热心网友 时间：2024-02-03 21:59

这句话是针对研究学术说的，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并且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语出陈寅恪于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在其中先生首先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而且一定会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

陈寅恪认为对于学术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自己自由的意志，不该被别的事情所阻碍，这也是在向后来的学术界敲响警钟。

拓展材料

出处演说者：陈寅恪

1890.7.3—1969.10.7

德国作家、诗人

清华大学四大哲人之一

“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

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后来，他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热心网友 时间：2024-02-03 22:00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题写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十个大字——也永远铭刻在包括许倬云先生在内的一批台湾地区知识分子的心中。第一是耻不如人。清华起初是用美国退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建立的，美国*的本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而学校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联军洗劫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学生整天面对着被焚毁的断壁残垣，民族耻辱时时袭上心头。当时在学的吴宓曾有“热肠频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之叹。“五四”时北大已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而清华的闻一多贴出的岳飞《满江红》，主题还是雪耻。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受着美国式的教育，而在出洋后却非常敏感于西方人对黄种人的歧视（可参阅吴宓、朱自清、闻一多的日记与书信），他们远较其他大学的学生蕴积着更深重的对于民族耻辱的痛感；改成大学后，如何摆脱美国的控制实现学术独立便成为清华建设的主题，而其深处的情感动因仍是雪耻。到了三十年代，*激化，梅贻琦任校长第一次讲话没讲学术自由却讲了莫忘国难，到了1935年“一二九”清华成为抗日救亡的中心堡垒。这种为民族雪耻的*，在解放后转化为建设祖国的献身意志。在*中，眼*在科技上日益落后居然还在批“崇洋媚外”，一位原来的领导人痛心地说：“什么崇洋媚外？！连洋人*都看不见了！”*后，这种耻辱感重新化为办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强大动力。"明耻"是清华精神的重要表征：耻中国科技与文明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耻清华不如西方的一流大学；耻清华某些方面不如国内兄弟院校；耻本学科水准不如校内先进学科；耻个人学习或科研不如其他同班同学或教研室出国人。“知耻而后勇”。清华人的耻辱感是民族耻辱感与个人耻辱感的综合，不同于西方*教的纯个人罪感。它显得更加博大，也更加充实。第二是讲究科学。清华改大是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之后，科学优势上扬。清华国学院一建立，主任吴宓就宣称本院与其它大学不同处在于重视“科学方法”（参见吴宓在国学院开学日的讲话），四大导师王、梁、陈、赵及吴宓、李济的研究成果证明此言不虚。梅贻琦到任后，办校重自由，更重“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强调理性和纪律，主张一切以事实为出发点。这一点，构成清华与北大办学的风格不同，其原因除上面提到的社会因素外，还同梅贻琦在美受的理工科教育背景有关。这种科学精神不仅贯彻于理工科建设而且旁及人文学科。冯友兰说清华文科的共同风格是追求“所以然”、“比较有科学精神”。解放后，清华校长明确提出继承发扬严谨、科学的传统，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越从前。蒋南翔在58年大跃进、*中多次坚持实事求是，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对整个清华的干部、教师队伍有深刻影响，对发展清华的科学传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三是重视实干。早在三十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说“清华的精神是实干”。直到现在，在校园的中心位置还坚立着一块碑，上书“行胜于言”，如果再加上韩愈的话：“行成于思”，便可以很好地概括清华“实干”的特点。西方近代大学精神与此相反，强调大学精神在“思”，不在“行”，但进入二十世纪，西方的大学也在变，变得更加重视"实用"。全国解放后，清华被改造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实干"的传统进一步充实了工科的操作型特点。每一重大决定作出，必有细密的操作程序和系统，保证决定能够获得实现。从培养计划、科研战略到校园管理都是如此。清华有多人进入*、省部担任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实干作风。清华每年招生高居龙首，无可匹敌，也是因为它给学生家长与学生本人一个扎实可靠、稳定有序的信任感。从根本上说，“实干”同“后现代”时期相契合，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大学教育从“思”向“行”转变的趋势。解放后清华改工科后，工科的研究需要集体操作，与文科不同。罗素说：“技术给予人的能力是社会性能力，不是个人的能力。科学技术需要有在单一的指导下组织起来的大量个人进行协作，所以它的趋向是反无*主义、甚至是反个人主义的。”（《西方哲学史》第６页，商务，82年版）工程训练养成了很强的团队意识，对个人作用不像文 理科那样看重。长期受清华精神熏陶的人在工作中比较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一班人的团结。这也是清华人同中国的现行社会制度比较契合之处。

热心网友 时间：2024-02-03 22:00

思想是自由不受条条框框约束的 兼容并包 就是具有博大精深、海纳百川的襟怀，不管是相同或相反的意见和声音，都能够倾听。

热心网友 时间：2024-02-03 22:01

这句话是针对研究学术说的，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并且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语出陈寅恪于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在其中先生首先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