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艺术的中心有了怎样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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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16 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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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5 19:42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艺术的中心由法国移到美国。
从艺术实践来看，意大利未来主义这一派中取得最佳效果的是贾科莫·巴拉（Giacomo Balla，1871—1958年）和吉诺·塞弗里尼（Gino Severini， 1883—1996年）两人。巴拉的杰作《拴着皮带的狗》构图很简单，只表现女人走路的脚和那条碎步慢跑的小狗，但是画家对人和狗行进中的脚作了大胆描画，我们可以看到小狗竟有几十只脚前后相接，给人一种如百足虫般连续运动的印象。当时的摄影技术已能把奔跑的犬马等动物摄成一张张连续动作的照片，但把这些动作画在一幅画上，使一只脚变成十几只甚至几十只脚却是前所未见的。
这等于把分解为各个连续动作的不同底片叠在一起印放出来，这在摄影方面也是有人尝试过的，但巴拉把它堂而皇之地画成未来主义作品，就具有以反传统手法即抽象手法反映运动的新意。巴拉把女人衣裙的一角、靴鞋的动态、拴狗的串花皮带的摇曳，还有那条小狗可爱的身影都刻画得很认真，甚至令人觉得它具有照片般的真实，但是女鞋和狗腿却突然变成无数分解动作的并列，一下子把观众从客观的具象世界转入主观的抽象感受。
他对这些关键部位的描绘还运用了多层重叠以使形影模糊的手法，更令人有步履生风之感。所以总的来说，他这种出奇制胜的安排颇能取得惊人的成功。但如果反复运用，就有流于摄影术的机械叠印的危险。塞弗里尼表现运动的画作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把立体派的块体画法配以光影倏忽的线条，表现火车奔驰、机轮飞转的印象，同样有其惊世骇俗的效果。例如他的名作《铁甲列车》，表现铁甲列车这种铁道上的战争机器电闪雷鸣般全速前进，车厢里几个士兵正端*射击。
画面是从空中俯视，只见一节车厢的顶部，画家用立体派手法把士兵、炮台、弹头和气流等都简化为或方或圆、或细或长的块体，而且强力之中故作错落零乱之笔，看不出是在赞扬士兵的勇敢还是直陈*炮的无情，但它表现了未来主义欢呼的速度和暴力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在有文艺复兴光辉传统的意大利，完全按未来主义的极端走法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塞弗里尼日后也有一阵子像毕加索那样转向新古典主义，他的后期作品虽不脱立体手法，但却具有更浓厚的装饰风味。最能鲜明地体现意大利特性的抽象艺术的，则是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1888—1978年）创建的形而上绘画（Pittura Metafisica）。
意大利语的形而上就是超现实或非现实之意。这类绘画喜欢在意大利人熟悉的古典和文艺复兴环境中插入几个离奇古怪的形体，以其形而上的梦幻造成抽象的意境。例如基里科的早期作品《一条街的忧郁与神秘》，描绘在空旷的有典型的意大利骑楼拱廊的大街上，月光如洗的地面显现一个鬼魂般的怪影，营造了一种梦幻般的世界，连同那个玩着滚铁环的小女孩平添了一股形而上的意味。基里科的名作《心神不宁的文艺女神》（The DisquietingMuses）则进一步把古典的背景与奇幻的物象结合起来，充分显示了超现实的含义。
画中有强烈光影而空无一人的广场看起来似乎是在等待某种末日毁灭的灾难，广场后可见一座文艺复兴式的宫殿城廓，广场前则放着两尊已大大变形的古典文艺女神缪斯的雕像，其身躯的某些部位已变成现代意义的物件。例如头部像按钮和灯泡（或者说是在原头部已失的地方放上这些东西），这些怪奇形象非常突出，喧宾夺主，把古典的广场和宫殿等比较清楚的背景弄得亦幻亦真，而原来那种面临末日的恐怖则更加令人感到迫在眉睫而又深不可测。
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其遍地烽火、血流成河而在西方世界引起的悲观绝望、颓废虚无的思潮是抽象艺术得以繁荣滋长的肥沃土壤。前面提到的康定斯基的极端抽象风格、贝克曼的深化表现主义以及基里科的形而上绘画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抽象艺术的新葩，而许多更为激进的创新则使现代艺术增添了满天星斗般的主义和流派。其中有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 1872—1944年）的简化到极点，只剩直条方框的抽象构图，例如他的《红、蓝、黄的构图》和《纽约城》；也有像费尔南德·莱 热（Fernand Léger， 1881—1955年）那样，把复杂的机器和喧嚣的城市都化为钢铁零件的抽象组合，只表现机械美的画作，例如他的《机器部件》（见上页图）和《城市》。
但也有更为抽象以至于不可思议的，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940年）从稚拙单纯而达于幻觉般幽默空虚的抽象，例如他的《吱吱作响的机器》，他的机器正好与莱热的到处都是钢铁零件相反，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小孩手中的牵线玩具。他的城市只是树枝与小路组成的梦幻园林，例如他的《卢塞恩附近的公园》。
超现实主义的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1904—1989年）则更进一步用极其真实的个别细部，组成极端抽象的整体构图，在诙谐中夹杂着恶意的嘲讽，用令人啼笑皆非的景物，暗示理想的虚妄和现实的荒谬，把形而上的幻觉当作真理的极致，例如他的《记忆的永恒》和《人面全景》。
与达利同样，出生于西班牙的胡安·米罗（Joan Miró，1893—1983年）又走向神秘的朴实，以非常简单和怪奇的抽象图拼成幼童涂鸦般的画面，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具有象征的符号和简化的形象，也有儿童般的天真气息，主要的作品有《向鸟投石子的人》、《荷兰室内》（见下页图）等。当然，每位大师都以其独特风格丰富了现代艺术，而他们五花八门的艺术主张，或由自己标榜或由别人奉赠而获得各种主义的名称，更是抽象艺术可与具象传统一争短长的珍贵遗产。
这些主义不仅在当时流行之际树立门派，而且为未来新的抽象流派的产生提供了借鉴，使各种主义加一个新字又再度流行起来。这种情况我们在20世纪后半期的艺术发展中已可见其端倪，相信在21世纪、22世纪……也会有同样的反复演进。除我们前面提到的野兽派、立体派、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和形而上派之外，现在我们又看到了蒙德里安的新造型主义或几何抽象主义、莱热的机械立体派、克利的梦幻抽象主义、达利的超现实主义和米罗的童稚抽象主义。而实际上欧美各国的大小流派比我们提到的不知多出多少。
但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名目众多，流派纷繁，反传统和搞抽象则是它们共同的特点，因此它们也都或多或少为现代艺术的演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艺术的中心由法国移到美国，纽约代替巴黎成为新人新派的发源地，也是左右世界时尚的艺术市场。
抽象艺术由于在美国和美洲各地的大发展而更见繁荣兴旺，一方面是出现前面提到的那种老派新苗的反复增生，如新立体派、新表现主义、新几何抽象、新超现实主义等；另一方面则是有的新派或朝抽象之路走得更远，或与具象传统交错渗合而出现后现代主义的突变。新派更激进的抽象在美国闹得最为轰轰烈烈，但参加到其中的也有许多欧洲各国的艺术家，其中最著名的两个流派是抽象表现主义和视觉艺术（又称欧普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