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的论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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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16 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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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8 19:10
《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是阿马蒂亚·森的一部论文集，讨论的问题广泛涉及印度的社会、文化，历史、哲学、宗教、*、教育、文学等很多方面。这部书的专业性虽然不那么强，但仍旧不乏作者撰写学术著作所一贯具有的文雅之风和雄辩之气。全书分作四编，各有四篇文章，书名所用的，便是第一编第一篇的篇名。如此冠题书名，显然表明森对于印度人“争鸣”传统的重视非同一般。而这种重视，当然自有缘由：在他看来，争鸣的存在，固为民主*的特征之一；若问源流，则争鸣也是民主*的滥觞。依照印度人的经验，他为我们展示出这样的社会发展逻辑：争鸣——宽容——民主*。
如前所述，阿马蒂亚·森深切关注民主问题。《惯于争鸣的印度人》这篇文章，可以看做是长文《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中有关印度部分的延展，内容自然也大为丰富。他在文中提到的史实，以及他所提出的观点，都值得我们认真思索。森将印度人喜好并且长于辩论的传统追溯到公元前8 世纪开始的奥义书时代，乃至更早的吠陀时代。诸奥义书可称婆罗门教的哲学性的论著。它们讨论祭祀仪式、物质、灵魂和人生奥秘等问题，意在寻求终极真理以及可以使人获得解脱的知识，实际上是对于当时婆罗门祭司擅权腐化，祭仪繁缛现状的反动。此后思考之风转盛，沙门思潮兴起。沙门是当时出现的自由思想家的统称，他们的观点多与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思想相对立。公元前7—前4 世纪的印度，是一个列国纷争，攻伐不休的时代，思想上和宗教上也是异说蜂出，宗派林立，争鸣激烈。丧失人心的正统婆罗门教陷于危机，佛教和耆那教等顺应时代的需要，以各种革新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森有一个观点，即“对于宗教正统观念的挑战往往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佛教，举例来说，就是这样的“代言人”。它由于摒弃种姓制度而代表了众多较低种姓的利益，从而吸引了他们，壮大了自己。释迦牟尼的说教带来了佛教的成功和一次思想解放。
然而，森的理论要点，尚不在论辩的成功，而在体现于论辩之中的宽容，乃至不同观点之间的理解、体谅和尊重。他提出印度历史上四个赫赫有名的伟大人物——阿育王、阿克巴、泰戈尔和甘地，以他们为例，指出在这个国家中，自由表达与充分宽容的精神源远流长而又深入人心，并对近现代的印度*，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阿育王（公元前272 年—前242 年在位）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国君，曾经建立起古代印度最大的帝国，版图几近南亚次*的全部。《阿育王经》等数部汉译佛典中载有大量关于他的生动故事。他是通过激烈的争权之战弑兄而得王位的，后又于公元前260（262?）年发动了残酷的征服羯陵伽国的战争，造成了数十万人伤亡。巨大的灾难带给他沉重的精神负担，终于使他幡然悔悟，决定改行和平国策，宣扬“正法”。“正法”以少行不义，多做善事，慈悲、慷慨、真诚、纯洁为要旨，集中体现了当时优良的宗教道德。执政中期，他皈依了佛教。不过，他并未固守一己的信仰之私，而是以国事为重，倾全力消弭当时已经发展得十分严重的教派冲突，并以诏书的形式提出要求： 1.宣传构成一切宗教本质的共同东西，作为大家的对话语言与调和基础。2.通过克制对别派宗教的批评并进而学会互相尊重，培养各教派之间的团结意识。3. 召开宗教会议，使不同宗派的代表人物经常会面，通过教义上的争论和切磋，缩小他们的距离，消除彼此的对立。4.提倡学习异己派别的经典，使自己成为多知多闻的人，以利于摆脱狭隘的宗派观念。阿育王自己亦身体力行，广泛会见不同派别的宗教领袖，并向他们布施。他甚至为被佛教斥作“邪命外道”的正命派开凿洞窟，供其使用。他的正法*为经历了数百年动荡的印度社会带来了30 年和平，阶级矛盾和宗教矛盾明显减少，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生活在稳定中有所提高。阿育王具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却以世俗君主自期。森所赞赏的，正是他这一点。他特别提出阿育王鼓励不同宗派的人公开表达自己观点的做法，认为这种宽容的开明*正是印度*家民主意识的表现。历史事实证明，正法*的实施，的确给阿育王时代的人民带来了安定和幸福。
阿克巴（1556 年—1605 年在位）是莫卧儿王朝的第三代君主。该王朝在他的治下趋于鼎盛。若论文治武功，自13 世纪初德里苏丹国建立，至19 世纪中叶莫卧儿王朝彻底覆亡，六百余年，穆斯林统治者中能出其右的，没有一人。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实行开明*的结果。他主动放弃了个人信仰的偏见，诚恳邀请各派宗教学者到他的宫廷上来，倾听他们的说教。他还常将不同教派的领袖人物召集在一起，辩论和研究各种宗教和社会问题，以辨明同异，消除误解，进而摆脱宗教矛盾，求得社会生活的和谐。无论*教、印度教，还是佛教、耆那教、祆教或*教，乃至无神论者，他都一视同仁。作为具体措施，他废除了非穆斯林的人头税和香客税，允许各宗教建立寺院，自由传教，对于*改宗*教的人亦听任恢复原来信仰，不加干涉。*的职位向一切人开放，不问所宗。每遇重大的非*教节日，皇宫也和民间一样，举行隆重的庆典。1579 年6 月22 日，阿克巴宣布自己拥有对*教所有问题的最高裁决权，进一步集帝王与教宗于一身。1582 年，他创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名为“圣教”。它是一种具有泛神色彩的一神教，力图冶印度当时的所有信仰于一炉。他的这一尝试终因信众寥寥而失败，但是他内容广泛的宗教宽容*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给印度社会带来了普遍的和谐与繁荣。
在阿育王和阿克巴的时代，显然，宗教宽容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宽容。事实上，在印度历代统治者中，允许不同宗教发出声音，对于它们的宗教活动采取宽和态度的并不乏人。笈多王朝的三摩答剌·笈多、7世纪北印度的戒日王、14—15世纪的毗阇耶那伽罗王朝诸王等，都曾以善待异教信徒而著称。重要的是，他们的态度是名副其实的宽容，从不以效忠本朝本教为异教存在的前提，把它们变成自己的附庸。
泰戈尔和圣雄甘地同为举世景仰的近代印度杰出人物。他们一为文学巨匠，一为*伟人，又都是见解独到思想家。不过，森在这里，在他的《泰戈尔与他的世界》一文中提出讨论的，不是他们的共性，而是他们的差异。出身、教育，以及献身事业的不同，使他们在思想理念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比如，对于甘地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提倡的手纺手织，泰戈尔不仅不赞一词，而且苛评有加。甘地相信它意味着印度的自我实现，也有助于打破*之间的藩篱，达到民族团结的目的。泰戈尔则认为纺车在经济上没有意义，在促使人们思考上，也无帮助。甘地后来喜欢独身生活，泰戈尔则相对率性。甘地相信偶像在启发民智上有其效用，泰戈尔则认为人民任何时候都不应被当做孺子来对待。在认识论上，泰戈尔相信事物真伪的裁定，必以观察结果为根据，因而偏重理性，而甘地则有时会倾向于某种宗教性的臆断，似乎并不排除天人感应的存在。对于民族主义、殖民主义、爱国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等问题，他们也各有看法，且直率发表。然而，泰戈尔虽然对甘地的观点多有批评，无所忌讳，但是对于他的品格却极为钦佩。他从未从个人角度批评过甘地，相反，对于他为祖国所做的一切，却一向不吝赞辞。他们之间难免会有误解。对此他们未必不知，但这却绝不妨碍他们彼此直言，亦不担心直言会带来伤害，从而危及他们的友谊。分歧和对立，无伤于敬慕和尊崇。我们从他们的友谊中看到了什么是伟大情怀。这样的情怀，在森看来，正好反映了印度源远流长的发言、论辩、存异、宽容这一传统的优点。
印度人喜好争鸣，意味着论辩环境的存在。这种环境的特点，就是宽容和忍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强势宗教对于异己教派的宽容和忍让。以强凌弱，非不能也，不为也。如此形成的，必是多元社会。多元社会存在的长远意义，即在保证了通向近现代世俗主义政体的道路可以畅通。如前所述，对于强势正统观念的挑战，往往来自弱势无权的群体。允许他们表达诉求，乃是民主*得以建立的基础。印度今天奉行的世俗主义的现代民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是森的逻辑。这也是印度社会发展实际走过的道路。森对于印度当前存在的弊端批评毫不容情，但是谈到自己祖国的民主制度，他却颇为自豪：“政党在赢得选举之后执政，在输掉选举之后走人。媒体一直大体自由，新闻界一直持续报道、审视并*。公民权利一直被认真对待，*在追究违法行为方面一直相当积极。军队一直安稳地驻扎在兵营之内。”（《与命运之神的幽会》）这里他所说的，正是民主制度的要件。凡是宣称已经实现民主的，都须一一检点。缺一不办，即是欺诳。
“民主制度是与公众议事和互动说理密切相关的。”“民主就是让公众讲道理。”（《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沉默是社会公正的强大敌人。”（《不平等、不稳定与不平之鸣》） “*——与教会相对——意义上的世俗主义，要求国家与任何特定宗教团体分离。”（《世俗主义与不满因素》）这些就是森通过他的文章教给我们的朴素道理。或问这样简单的道理难道要教？面对印度的“对话文化”（《印度：大与小》），以及由此文化传统发展出来的健康*，反观我们自己已经有人深刻总结的“表态文化”、“检讨文化”、“宣传文化”， 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听他的话，仔细想想，不会学不到什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