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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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16 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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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6 15:06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鼻矶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 苏轼。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昌化军，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7月26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六岁，御赐谥号文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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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诗窥探——苏轼，旷达的一生
林语堂在其著《苏东坡传》曾说过：“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他多才多艺，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
苏轼的文字，流露着他的真本性，从容不迫，淡然旷达。在此，让我们沿着文学长河，再一次从苏诗中，窥探感受苏子那旷达的一生。
苏轼的诗乐观旷达，与幼年时期家庭浓厚的佛教气氛不无关系。父亲苏洵喜好与名僧交友，母亲程氏更笃信佛教，从小的耳濡目染，苏轼自小便有了超出常人的对禅意的参悟，而佛学也对苏轼的成长、对他的诗作所表现的乐观旷达有着深刻的影响。
佛家的教义紧紧围绕着揭示人生乃至宇宙万象的真实本质，包涵了十分精深的自然与生命哲学，对佛学的参悟，与高僧的谈经，使苏轼修得了一种平和心境，这种超越得失荣辱的修养，成为其应对以后的坎坷人生的一大心灵良方。
在他早期的一些诗作，便已透露出对佛教的参悟。
己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
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第人。
只要把生死荣辱置之度外，还有什么是值得人畏惧的呢？那令人心颤惊若手中筷子的雷响，在山中听来，也只不过是如婴儿的啼哭罢了。
又有“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送春》）这样的妙句，苏轼对于春事的感伤，对于宦海的沉浮，不执着于一时的感伤，而是想利用佛教严字圆融无碍之说洗却人间一切烦恼。
才华洋溢的苏轼21岁高中进士，却在而后的数年之内，历经母丧、父丧、妻丧之痛。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还朝，不满王安石变法，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不敢默视”，时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整整三年，与王安石纠缠于变法中，苏轼有些累了，同时也不安地预感到身后的威胁与寒意，他只好“乞外调”，以求安。
熙宁四年（1071年）6月，苏轼经历人生中第一次贬谪。被投闲遣置，年青气盛的苏轼面对仕途上突遇的挫折，纵使佛教的*再平和，心中的愤懑、失意和落寞还是随笔尖不经意流露。“春来故国归无期，人言秋悲春更悲。”（《法惠寺横翠阁》）春来的复苏之景，竟勾起苏轼无限悲情，以乐景反衬，比悲秋更悲，苏轼心中的愤懑伤感，刹那显露无遗。“我本江湖一钓舟，意嫌高屋冷飕飕。”（《书双竹湛师房（其一）》高屋冷飕飕，*人寒意，可是指那背后无形的监控？“酒阑病客惟思睡，蜜熟黄蜂亦懒飞。”（《送春》）最后，苏轼也不免意兴阑珊，自比黄蜂，心灰意冷人懒动了。
但也许我们为此惋惜的同时也该感谢神宗，怜惜地把苏轼下放到杭州，这个东南大都会的人间天堂。正是如此秀丽空灵的山光水色，给了委屈的苏轼一丝慰藉，让他能寄情于山水，消减一丝郁闷。也正是这片婉约宁静的地方让苏诗也沾染上空灵与恬静的隽永之气。
最出名的莫过于《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水光潋滟”“山色空蒙”，水光媚人而不妖，山色烟雨迷蒙而不茫然，苏轼笔下的西湖，不仅空静而且灵动，一如清新脱俗的西施。这极其巧妙的比喻，闻名天下，不得不叹子瞻满腹诗书气自华！
在一山一水皆是景的钱塘，自幼受父亲游历山水熏陶的苏轼游山玩水，一时忘却人间烦恼无数，好不惬意。
“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湖光非鬼亦非仙，风恬浪静光满川。”（《夜泛西湖五绝（其四、其五）》）夜泛西湖，芦草无边，水烟迷离，荷花于夜绽放，像个羞涩的少女，风过现幽香。湖色静谧，风平浪静，月光一泻千里，湖面无处不净白。融情于景，无一不感受到苏诗中的淡雅、恬静，我想这是与苏轼从小接受的佛道有关，也有婉约安逸的杭州所给予苏轼的影响。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有美堂暴雨》）天外昏暗阴沉的狂风咆哮，波浪翻腾涌动得似乎整个海都立起来了，浙东的暴雨竟然厉害地飞过江来！苏轼奇妙的想象，夸张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有美堂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暴雨，直显其豪放气概。
还有如“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新城道中（其一）》）“黑黍黄粱初熟后，朱柑绿桔半甜时。”（《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其二）》）这般充满生活情趣的农家气息。
应该说，在杭州，苏轼面对得失自我说服，心境还是比较安逸自得的。
但在外的苏轼并不知，远离汴京，自己还是躲不开那一场精心谋划的灾祸。
苏轼“托事以讽”新法，被新进官僚趁机从中深文周纳，罗织罪状，把他投入监狱数月，即所谓“乌台诗案”。在“柏台霜气夜凄凄凄”的监狱里，他关心的不是自己，反而是亲人。“是处青山可埋骨”。“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苏轼深知，等待他的将是万丈深渊。但是，苏轼岂是一个怕死之人？！更何况，即使是被一群无耻小人所陷害，受尽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他也不会视百姓悲惨生活不理，浑浑噩噩地虚度人生！只是，他想到，自己那三个可爱的孩子和沉静温柔的妻子，从此便无依无靠了。“他时夜雨独伤神。”我仿佛看到了清瘦的子由，在某个凄凉的雨夜，独自面壁，为哥哥黯然神伤。……唉，“夜雨对床”的旧约恐怕就这样永远地飘逝了！万幸在最后的最后，上天还是力挽狂澜，让这个大文豪命悬一线之后仍尚存人间。
神宗元丰三年二月一日，历经大患憔悴失意的苏轼在押送下到达黄州这座偏僻萧条的江边小镇，一种被遗弃的凄凉感油然而生。在初到黄州的日子，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战栗侵蚀着苏轼的心灵，他不再如往常般豁然开朗。“昏昏觉还卧，展转无由足。强起出门去，孤梦犹可续。”正是他此时生活的真实写照。步行于小雨纷飞的大街，却如同身处睡梦中，诗句以朴素平实的语言形象描写出苏轼当时精神涣散，昏昏欲睡的情景。
苏轼在黄州无权参与公事，性质近于流放。面对如此枯燥寂寞的贬谪生活，一首《卜算子·定惠院寓居作》于心中奔涌而出——一向壮志凌云的苏轼蜕变为残月下的幽人。“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残月、枝叶稀疏的梧桐树等萧条的意象为全词奠定了一种清冷、幽静的基调。正值夜深人静，苏轼在干什么？“谁见有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他于幽静之处，隐隐约约看到一只遗世独立的孤鸿。“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醒。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借孤鸿凄苦、清高的形象，在表现了自己悲凉和苦闷的心境的同时，也表达了其虽历经人世艰苦却依旧孤芳自赏、不屈于现实的态度。
尽管因心忿懑而痛苦，苏轼并没有被痛苦压倒。时间逐渐地修复他内心的伤痕，骨子里乐观旷达的处世态度重新浮现于诗中。《临江仙》是苏轼写于黄州之贬第三年的一首清新而飘逸的词。“夜饮东坡醉复醒，归来仿佛三更。”东坡在深夜之秋开怀畅饮，“仿佛”二字形象地描绘出其醉醺醺不知一切的情态。“夜阑风静谷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道出了苏轼追求宁静安谧、沉醉于美好大自然中的理想，一种豁然开朗、退避社会的情感便流露在外。
《定风坡》是苏轼处于黄州所写的代表作之一，其淋漓尽致所表现出的旷达性情是古来公认的。词的首句就用对比的手法写出了苏轼的狂放的洒脱。“吟啸且徐行”，这何尝不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呢？“一蓑烟雨任平生”——雨中漫步，更是一种带有自信与豪迈的旷达与乐观。“回首向来萧瑟处”，即便过去的道路曾在他心中划下一道道无法磨灭的创伤，他也会以开阔的心态去回顾。
苏轼在黄州留下的，可说是旷达其表而悲慨其里，也就是胡适所说的“悲壮与飘逸的结合”。
苏轼在黄州后再遇大起大落，调回汴京，因政局变动又再遭贬斥，一而至惠州，再而至儋州，前者虽言瘴疠之地而仍在海内，后者却已远在天涯。此时诗作简明质朴，无论是适意自在还是无言惆怅，都融入一片从容明澈之中。东坡前往儋州途中梦中得诗两句，醒来忽遇清风急雨，胸中豁然，原来所得诗句与所见相合，遂有诗：“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满眼怅惘，但笔锋忽然一转：“渺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意似已尽，不料一阵清风天来，吹散思绪万端，包藏万物：“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千山动麟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乐未终。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
忧乐相映、两相对比常见于儋州诗中。如：“寂寂东坡一病翁，自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又如：“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溪边古路三岔口，独立斜阳数过人。”衰朽之年，朱颜闪现；热闹一瞬，转眼萧条。多少人世沉浮、岁月流逝之况味，都在无痕的叙述里淡淡描出了。心境疏朗，是东坡宦海起落下的一贯面貌，但他并非只有单纯的快乐，北归之望仍不时流露笔端，“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犹来赦虞翻。”诗歌中的似喜似忧，无喜无忧，也许就是这种复杂内心的表现。
居于海岛两年有余，转机顿现，这位坎坷一生的老人竟真的可以北还了，于是他久久蓄积的思念和豪情霎时涌出，恍惚如少年时。留宿澄迈驿，登通潮阁，只七字，“青山一发是中原”，就囊括了所有的情思。渡海归去之夜的一首长句，让人看到，当年一点赤心、一任真我的那个苏子瞻，依然俯仰乾坤，有如当初：“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有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几起沉浮，几处迁居，少年的壮志，中年的失意，老年的顿悟，苏轼，或许他的才，他的诗，不过是个中性情心境的体现罢了。率真，是他的个性；旷达，是他的成熟。众人仰慕子瞻，殊不知字字诗词都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疏朗恬淡的顿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