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军思想是由哪四大要素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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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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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6-22 03:42
这个时期建军思想，主要反映在兵役、军兵种建设、御军和治军等四个方面。
（一）兵役思想
宋辽金元时期，存在两种不同的兵役制度：宋实行募兵制；辽、西夏、金、蒙古和元实行“壮者皆兵”的全民征兵制。前者，以巩固政权，“为百代之利”为其倡导思想。即通过灾年在灾区大量招兵等措施，来达到“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邵氏闻见录》卷1）的目的。后者，则贯彻战时“举国皆来”，平时进行生产劳动的思想原则。即“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经世大典序录·军制》），以与其游牧民族特点和比较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
（二）军兵种建设思想
“南船北马”是这个时期军兵种建设的突出特点。宋统治区具有建设水军的有利条件，除了重视步兵建设外，还重视水军的建设。其建设水军的目的很明确，即：宋初为了统一江南，统一后为了*南方各地的农民起义；南宋时则主要为了抵御金兵南侵，同时也为了*各地农民起义。为抵御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军队的南进，宋朝统治者对于骑兵建设从思想上也是重视的，但由于缺马致使骑兵一直比较落后。因此，两宋统治者、军事家们都把解决马匹问题作为加强骑兵建设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北方广大的牧区具有大量繁殖马匹的优越自然条件，适应这一特点，辽、西夏、金、蒙古和元的军队基本都由骑兵构成。他们依靠强大的骑兵，取得了对来战争许多重大胜利。这表明，他们不仅在思想上重视骑兵建设，还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与此同时，金、蒙古和元面对南宋强大的水平，也本着“夺彼所长”思想，日益重视水军建设。公元1160元，金海陵王曾命将率领新组建不久的水军从海道攻打临安；蒙古国在忽必烈即位后，曾“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得练卒七万”（《元史》卷161《刘整传》），以备渡江攻宋之用。
炮兵在宋辽金元时期是个新兴的兵种，除金朝在其末年将少量的炮兵加以单独建置外，其他各政权的炮兵均混合编人各军中。两宋虽然没有单独的炮兵建置，但其发展较早。而辽、西夏，特别是金、蒙古和元，由于受到宋的影响和攻宋战争需要，对炮兵建设也逐步重视起来。金军曾使用过的名日“震天雷”的火炮，“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围半亩以上；火点著甲铁皆透”（《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这些武器在攻城作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御军思想
为了防止自唐中叶至五代时期出现的将帅专权、拥兵自重的历史重演，赵匡胤在其建宋伊始，便把军权高度集中于*作为其御军的指导思想、其主要思想原则是：在*与地方军人员素质的安排上，遵循“强干弱枝”原则；在统兵机构设置上，依照“互相维制”原则；在军队调动和屯戍上，实行“将不得专其兵”（《文献通考》卷15）原则，等等。辽、金、元统治者同样强调军队要有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辽朝早在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就本着*集权的统兵思想，取消“兴兵合议”的旧习俗，组建直接听命于自己的宫帐军；到辽世宗时，又将军事大权集中于皇帝直接领导下的北、南枢密院。金统治者主张“兵权贵一”，让“兵柄归其内族”（《金史》卷44）。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不久，就创建了以汉人为主的侍卫亲军，以加强*集权，削弱蒙古宗王势力的影响，并按照集中兵权的宗旨建立枢密院、行枢密院统领全国各级军队。
（四）治军思想
宋辽金元时期，各政权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对军队的治理，其思想十分丰富。主要包括精兵强将思想、严于治军和以法治军思想。重视教育训练及忠君与人和思想。
1．精兵强将思想。宋朝统治者在建军和御军上所贯彻的*集权思想，对于巩固政权，防止武夫犯上作乱，保持社会稳定起了积极作用；同时由于对将帅防范过甚，也给军队建设带来了诸如冗兵耗食、将帅权轻、兵将分离等损害军队战斗力的消极影响。对此，两宋的一些军事家、思想家有针对地提出一些精兵强将思想。关于精兵，他们认为“师不必众也，而效命者克”（《何博士备论·汉光武帝论》），因为“兵以多为累而至于弱”，“兵以少而后强”（《水心别集》卷10、12）。关于锻炼培养强将，他们主张要予将帅以机断处置之权．呼吁君主要信任将领，对其要“举无所疑”，使之敢于决断；提出将要系兵，反对“将无专主”、“士无专统”。辽金无尽管精兵问题不突出，但一些有识之士仍认为“军官数多”，“多则难择，少则易精”；“兵贵精不贵多”，以往“凡战多败，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所致（《金史》卷109《陈规传》）。同时，辽金元的最高统治者，信任将帅，予将帅以机断之权，让将帅“便宜从事”的思想也是相当明确的。
2．重视教育训练思想。北宋经同辽、西夏战争的多次失败，从来仁宗开始，更加重视对军队的教育和训练。他们从以往的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用兵欲其便……士卒欲其教”（《武经总要》前集卷2）的道理，要求“凡欲兴师，必先教战”（《百战奇法·教战》）。为了提*兵的军事素养，宋仁宗、神宗两朝相继开设武学、任命武学“教喻”，由官方出面编修《武经总要》、校定《武经七书》，还设置了专职的训练官等等。并提出训练要循序渐进，要纳人“法制”轨道的主张，同时采取了“分等”训练和奖优罚劣等具体措施。
北方少数民族军队的教育训练同样受到各政权统治者的足够重视。成吉思汗主张，官兵训练的目标应使军队能够“不感到远征之苦，不知饥渴”，“在平时像牛犊般地驯服，战时投入战斗像扑向野禽的饿鹰”（《史集》第二编）。适应游牧民族生产、生活特点，辽、金、蒙古还大都采用以围猎方式进行军事训练的做法。即通过平时与兽斗（进行狩猎训练），战时与人斗（通过实践进行训练），来提*兵的军事素质。元朝在世祖忽必烈时期，受中原的影响和作战的需要，改变了蒙古国时“寓兵于猎”的传统训练方式，规定水陆之师都要训练。
此外，西夏和元朝统治者，还把忠君及人和思想作为教育将士的重要内容。西夏要求军队必须“忠实为先”（《西夏记事》卷6），即忠于最高统治者；元朝统治者，除了强调蒙古大汗代表天的意志行事，全军要绝对服从外，还在军队中大力提倡人和思想。为了使军队上下一心，具有高度的凝聚力，统治者要求将帅体察和关心部属，做到“知己之疲，知己之饥渴”（《史集》第二编），使军队内部既相识相闻，又互为承责，以维护内部的团结一致。
3．严格治军和以法治军思想。严格治军和以法治军是宋辽金元时期许多*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的普遍共识。他们从历史的、现实的经验教训中看到，管理军队必须要有严格的法纪。这是因为，“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何博士备论·李广论》）。据此，他们指出，“若不行法，何以使人”（《金史》卷2《太祖纪》），强调“军中固当严纪律，而恩德不可偏废”（《元史》卷127《伯颜传》）。他们还认为，要严明军纪军法，就要“赏罚明信”；只有“赏罚公而滥”，才能“号令出而惟行”（王浑《进呈纪皇帝实录表》）。为此，提出以赏“感悦士心，使为国尽力”；用罚以“制其奢糜，禁其饮酒”（《金史》卷44）。为了严肃法纪，他们主张不论职位高低、关系亲疏，都要坚持有功者必赏，有过者必罚。要求“凡诸临敌不用命者，虽贵必诛”（《蒙鞑备录·军政》）。对于那些临阵脱逃、不执行号令者，他们主张必须严惩。有人认为，“凡战，使士卒遇敌敢进而不敢退，退一寸者，必惩之以重刑”（《百战奇法·罚战》）。有的则说，“遇战时号令其下，骑者骑，步者步，回顾者斩，所以每战必胜也”（《大金国志》卷27《粘罕传》）。
基于上述严格治军、以法治军思想，有关的军事法规应时而生。例如，北宋初期的《阶级之法》，仁宗时《武经总要》中的《赏格》、《罚条》，《宋刑统》中的《擅兴律》及南宋建炎初年的《新法》等等，都是有关军事问题的法规条文。再如，蒙古国时期颁布的“训言”和“大札撒”（札撒，意为法令、号令）；元朝《大元通制》中有关军事方面的各项条款，也都是形成了文字的军律、军法。宋和元的军事法规内容广泛而详尽。既有上下关系、军民关系之规定，又有平时和战时的行为规范；既有违犯法纪的各种处罚规定，又有立功受奖的条件及其按功行赏的具体标准。充分反映出这个时期的军队治理已开始向“法制化”发展的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