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水浒传的忠义思想与招安结局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5-13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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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是一部杰出的古典小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曾说： “ 《水浒传》这部著作是伟大的，并且满含着全人类的意义，尽管它问世以来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 ”[1] 首先谈其“忠” ： “忠” ，本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伦理观念， “忠义理智信，温良谦恭让” 。自春秋以来， “忠义”就是社会普遍使用和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则。特别是经过汉代大儒董仲舒的阐释和界定后，忠的对像和内容进一步被明确下来，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正统， “忠君” 成为“忠”的全部内涵。从汉代发展到宋代、再发展到明代，千余年来的儒家正统思想的教化、熏陶，使得“忠君”思想世人心中根深蒂固。《水浒传》里的“忠”,最主要的表现是“忠君”思想，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 “替天行道” ， “招安”报国。其次也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即其他好汉忠于宋江的内容。所以总的说来，梁山的“忠”与封建社会的大伦理道德的“忠孝”是一致的。为国家尽忠，精忠报国，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也是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追求的最高目标。《水浒传》的英雄好汉无不具有精忠报国的良好思想（除了极少数文盲、即没有接受过起码的封建教育的人）， “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梁山好汉上梁山前谁也不愿落草为寇，而到后来被*得上了梁山，但也不改自己的忠良之心，想到的是“暂借水泊安身，将来等到朝庭招安，报效国家，博得个封妻荫子，后世留名” 。 1 其次说其“义” ： “义”应是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这在《水浒传》中是浓墨重彩被予以讴歌的，其实其“义”也颇耐人深思。《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义” 。《水浒传》中的“义” ，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水浒传》中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 ，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 、 “杀富济贫” ，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 ，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完全等同于儒家纲常伦理中的“义” 。 “义”可以说贯穿于水浒传的始终。上至梁山头领，下至士兵伙夫。 “仗义疏财” ， “专一结交天下好汉” 。像晁盖、宋江、柴进、卢俊义等，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为朋友两肋插刀” 。鲁达为金翠莲三拳打死镇关西，武松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等等梁山众好汉莫不“义”字当头。像林冲、鲁达、武松、李逵等等。可以说， “义”是作者施耐庵极力张扬的民族之魂， “义”是梁山好汉英雄壮举的精神体现。忠与义的统一《水浒传》是一部忠义之传。既忠且义。当义与忠发生冲突时，这时毫无疑问，义必须服从于忠。这就是梁山上忠与义的对立统一。这也正如李希凡先生所说“抓住了体现在宋江形象里的一个方面——忠义思想的复杂性，即把宋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军领袖及其斗争行动精神状态统一地来考察，他本身就混合着复杂的矛盾内容。如果我们客观地研究宋江的艺术形象，而又不必因为他有*性格的一面去掩饰他的另一面，也就是说，不是借题发挥，不是简单化地对待他，那么，《水浒传》中的宋江形象，就大有深思和探讨之处。 ”[2]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最能体现忠与义的统一是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可以看出，宋江是贯穿《水浒传》全书的中心人物，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而忠义思想也贯穿着他的整个一生。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 2 司, “刀笔精通,吏道纯熟” ,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 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 “济人贫苦,救人之急，扶人之困” , 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这是他的“重义”的表现。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的，这是他“尽忠”的要求。事实上，纵观宋江的一生，作为其行为内在动力的，就是封建士大夫的报效朝廷和建功立业的正统观念。而从宋江的主观愿望来看，在其思想深处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 “忠” ，正是这种“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忠君”观念，才真正贯穿了宋江的一生。宋江由*上山聚义到争取招安这一系列的行动，都是其“忠君”观念在具体环境下的不同表现而已。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这是中国士人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宋江上山前的行为主要是“独善其身”的表现。 “仗义疏财”的义举“山东、河北闻名” ，但是它并非与忠相背，而是在忠的制约下实现其自身价值的。私放晁盖固然是宋江一生的重大转折点，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宋江已有了造反之心，违背了忠。首先“重朋友，轻朝廷，市私恩，坏*，宰相下迨郎官皆然，不独郓城宋押司也。 ”[3] 所以循情枉法还不能说就是造反背忠；其次它与宋江一贯尊奉的“赃官好皇帝”的忠君观念没有根本的冲突。而对晁盖后来的举动，宋江是不赞成的，认为“虽是被人*迫，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别人他管不了，就只好“独善其身”了。因此杀惜固然是被其所*不得已而为之，但其根本原因则是为避免暴露他与梁山的关系，从而陷于欲忠不能的境地。宋江此时自己尚在逃亡中，不但没有一点造反的意思。反而劝武松 “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 ”这既是宋江忠君观念的根源所在，也是其*理想的具体内容。在宋江看来，只有为朝廷建功立业，从而博得个“封妻荫子” 、 “青史留名”才是正路，而这一切都要靠朝廷的封赏才能实现，也才是名正言顺的。大闹青风寨，一方面是为了保全性命的自卫；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泄愤的目的。这只是“一时乘兴”之举，因此一封家书就使宋江连夜奔丧回家。这固然有其孝道在内，但是另一方面也表明宋江想借此机会离开花荣等人，以免走上造反之路， “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里撞见在下，指引回家。 ”宋江的这番表白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而在刺配江州的途中至死不愿上山， “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这表明宋江此时头脑中的“国家法度”和“忠孝”等正统观念居于统治地位。因此可以说宋江在上山前的所作所为都受其忠君观念的支配，表现出其行动的一贯 3 性，最后宋江因题反诗而被*上了梁山，但这并非就意味着宋江从此举起了造反的大旗，因为他是被*无奈而不是自觉上梁山的。因而他的人虽然上了梁山，而他的忠义之心并未“完全上山” 。就尽忠朝廷以建功立业、显身扬名这一固有之志而言，同上山前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实现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即争取招安。所以他才把“聚义厅” 改作“忠义堂” 。并树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就招安而言造反是手段，而就其一生为之奋斗不息的*理想而言，则招安也是手段，而且是在*上山后宋江所能采取的唯一一种手段，即一种“曲线尽忠”的特殊手段。事实上自从宋江上山后，梁山泊事业确实有了很大发展。梁山好汉在宋江领导下，三打祝家庄、攻破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出了起义军的威风，对朝廷构成了严重威胁。使梁山事业进入全盛时期，这样，宋江凭借着雄厚的资本带领大家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从而使梁山事业得以*结局。梁山事业的发展是 “义” ，接受招安则是 “忠” ，最后得以“忠” “义”*统一！从梁山泊对敌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也同样可以说明宋江忠义性格的前后一致性。宋江从来就没有什么推翻宋王朝的想法，在具体的战斗中大都是为救失陷的弟兄，或是为了教训那些敌视梁山泊的地主武装，或是出于自卫而反击前来征讨的官军。并不是自觉地攻一城夺一地的向东京推进，甚至“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例如，打青州是为救孔氏叔侄，打高唐州是为救柴进，打大名府是为救卢俊义等等。这都是重义的表现。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与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主张也是一致的，他打的都是一些与当朝奸贼有关系的贪官，如梁中书之与蔡京，高廉之与高俅等等，以及倚仗权势欺压百姓的官僚和土豪劣绅，如慕荣知府、祝家父子等等。宋江忠义性格的一致性，还可以从他对待被俘官军将领的态度上得到证明，不是 “亲解其缚”就是“纳头便拜” ，表现得过于谦卑就不是礼贤下士所能解释得了的。况且这些人都身居要位，五虎将里有四个都是被俘的官军将领，其他被俘将领的地位也都在阮氏三雄、刘唐等较早上山的头领之上。这一方面说明了宋江为以后招安做了充分的组织准备；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正统的封建统治秩序在宋江思想中的根深蒂固。对于招安，宋江也不是消极地坐等，而是积极地争取。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 “一部《水浒》，说的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 ”[4]当梁山事业发展到鼎盛时期以后，争取招安的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宋江本来还指望通过梁山事业的发展震动朝廷，使自己的苦衷上达天听，但是由于奸贼当道，依然是下情不能上达。于是最终宋江不惜以拉关系走后门的手段来实现他招安的凌云之志。在招安这个 4 问题上，宋江的忠对义的制约作用表现得最明显。宋江自己也认为李逵与他 “情分最重” ，但是当李逵在菊花大会上反对招安时，宋江照样要杀他。而对高俅则不一样了，这是书中的头号大奸贼，梁山好汉多有被他所害者，特别是林冲、杨志对其更是恨之入骨，但是宋江为了招安，不但不杀，反而“纳头便拜，口称： ‘死罪！ ’ ”并且为了防止众好汉私下里杀了高俅，急忙又传下令去： “如若今后杀人者，定以军令，处以重刑！ ”[5]由此可见为了招安，为了大忠，宋江在梁山弟兄与高俅之间选择了后者，使得义最终服从于忠。忠与义的对立《水浒传》的忠义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当义与忠对立时，为了服从大忠，不得不牺牲小义，这就是梁山领袖宋江的悲剧，也是梁山英雄的悲剧。梁山悲剧的产生，是封建社会的必然，谁也改变不了。要避免这样的悲剧，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君明臣贤” 。这里，我们知道， “忠义双全”是高悬于梁山之上的一股双刃剑，是梁山英雄的人格价值观念，其集中而典型的体现者是作为义军领袖的宋江。宋江既是义军领袖，又是忠义的领袖。且是忠义的捍卫者。因为就一百单八人中的大多数而言，说得刻薄一点，只是一些如马克思所说的“同名数”的相加，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 ”这些人尽管都有某种程度的变革现实的要求，如李逵等人，但他们显然做不了梁山的道领，更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领袖人物如宋江这样名闻江湖、人人敬仰的具有非凡特质和品格的人物的思想，便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比如，接受朝庭招安，虽然许多人并不乐意，但碍于义气，大家都接受了招安。另外，在梁山泊这样带有绿林豪强特色的江湖帮会集团中， “大哥”的命令必须无条件遵从。这都是因为大伙又都是义气极重之人，受义气的约束，即使为“大哥”而死，也在所不辞，李逵的死，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在招安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宋江明知是奸臣作祟，但因为是朝庭命令，也不得不执行。宋江招安后，便去打方腊。这实是不义之举。但为了尽忠，也就只好舍义了。为了忠，一百单八将，死的死，伤的伤，走的走，仅有二十八人回来。但为了忠，宋江还不清醒，喝了御赐的毒酒。临死还不忘“取忠舍义” ，把李逵、花荣也拉来垫背。 5 忠义思想在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国家，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要使我们赶上并超过欧美国家，重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倡“忠义”思想更具有现实意义。儒家文化所述， “忠”即赤诚无私，尽力而为， “义”是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但其对对象却是国家和亲人，而并非“愚忠”以及梁山好汉们的假仁假“义” 。首先来看“忠” 。从大的方面来讲，忠是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有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胆忠心，就会自觉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就会自觉地遵纪守法，就会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做构建和谐社会的自觉公民。就会做到凡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事就做，凡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事就不做。这是忠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自觉体现。从小的层面来看，忠可以理解为忠厚、忠诚、忠实，这是一种处世哲学和道德观念。是人与人之间赤诚相见、真诚相待的和谐精神的内在品格。有人说，在当今社会上， “忠”的品质并非所有人都能具有。在“以我为中心”的处世哲学支配下，社会上自我意识强烈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把“忠厚” 、 “忠诚” 、 “忠实”看成是傻瓜的特质。使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奸诈、欺骗和谎言，这是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的。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忠厚，少一些奸诈；多一些忠诚，少一些欺骗；多一些忠实，少一些谎言，就是在向构建和谐社会扎实迈进。同时，就“忠”的原始本意来讲，是“尽心竭力为人办事” ，这种“忠” ，也可以理解为对目标的坚定信念，弘扬的是一种矢志不移的精神。这种坚毅不拔的精神状态，对于克服构建和谐社会道路上的重重困难，坚定不移地去实现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也是非常必须的。再来看“义” 。从大的方面来看，是正义感。正义感是一个正人君子内在品格塑造的基石。同时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客观要求。设想社会上如果人们没有了正义感，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正义感又引发出责任感。有强烈正义感，必然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从大的方面来讲是对国家、对社会要有责任意识，当然也包括对构建和谐社会要尽职尽责。从小的方面来讲，是对家庭、对亲友都要有责任心。现在不少人责任意识的缺失，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对老人不孝，对婴幼儿遗弃，把本应自己承担的责任转嫁社会、转嫁他人。这显然都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干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括各种商务活动中， “义”更多地表现为“信义” ，即诚实守信。要言必信，行必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和谐 6 社会，弘扬“义”的思想，尤其显得需要。把“忠义”连缀起来解读，其内涵更为丰富。它除了包含“忠”和“义”的全部内容以外，更代表了“忠贞正义”的文化品格。有人认为， “忠义”这个词骨子里透出精粹与刚强，非大丈夫不能称“忠义” 。也有人认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最重要的品质是“忠义” 。 “忠义”是成功人士不容缺失的内在品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需要千千万万的“忠义之士” 。当然，我们今天讨论水浒“忠义”文化的现实意义，提倡所谓的“忠义之士” ，是摒弃了宋江忠君、招安等封建糟粕，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的 “忠义”思想。综上所述，《水浒传》的思想始终是忠占据着统治地位，义不但没有与其相*，而且还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水浒传之所以在今天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正是其英雄好汉们的忠义人生感动了我们，而这种感动还将长期的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