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为管理人员少,才造成大秦统一后迅速灭亡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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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12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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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9 16:34
在《秦律十八种·内史杂》中有明确规定：
下吏能书者，毋敢从史之事。令史毋从事官府。非史子(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
上一句说的是，低等官吏哪怕能够书写，也不允许从事“史”的业务，而下一句说的是，犯法的“史”不允许再在官府任职，不是“史子”的人，不允许在学室中学习，否则有罪，也就是说，“史”的职务，按规定是“史”的家族世袭的。
里耶秦简8-269号记录了一个名为“扣”的人的简历：
资中令史阳里扣阀阅十一年九月隃（揄）为史为乡史九岁一日为田部史四岁三月十一日为令史二月钱计户计年卅六可直（值）司空曹
“扣”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史”的升迁路径，一路在各级“史”职打拼，而根据单印飞《秦代县级属吏的迁转路径》（刊于《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1月号）一文中对一系列宦历的排比，“令史”也可以升迁为“官啬夫”、更低级的“官史”、“乡史”也可升为“乡部啬夫”，同样，“官佐”、“乡佐”也可升为“令佐”（即“令史”之异名），只是原作者将同一职务错认为了两个。
当然，这种误解完全情有可原，尽管“令佐”（见赵岩《秦令佐考》，刊于《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月号）与“令史”（见刘晓满《秦汉令史考》，刊于《南都学坛》，2011年7月号）在职责任务上完全相同，但却在简牍公文中以异名出现，一定有对应的道理。
而这道理，应该就在“新地”上，于振波在《秦律令中的“新黔首”与“新地吏”》（刊于《中国史研究》2009第3期）一文中详细论述了秦朝统一后，为了统治“新黔首”而在“新地吏”上的众多制度性变化，快速的疆土扩张，造成了旧的官吏产生机制不敷使用，只能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变通。
另见《岳麓书院藏秦简（肆）》：
县除小佐毋（无）秩者……不足，益除君子子、大夫子、小爵及公卒、士（五）伍子年十八岁以上备员。
这里的秦统一后的律文，县级有秩以下级别的“小佐”的任命如果不够编制，就可以用君子子，也就是封君之子、卿爵之子，大夫之子，小爵之子，也就是大夫爵以下的“士爵”之子，以及普通的无爵公卒、士伍之子，年龄在18岁以上的补充。
在之前的文章里，三解引用的《秦律十八种·内史杂》里规定任命“佐”，年龄必须在30岁以上，士伍新傅不得任命，律文规定等于被完全推翻掉。
18岁，在秦朝基本上就算是“新傅”，比如“喜”，就是17岁“傅”，如果发育差点，18岁的身高也未必能达到“傅”的标准。
到了汉初的《二年律令·史律》：
□□，*官之；郡，郡守官之。卜，大卜官之。史、人(卜)不足，乃除佐。
网剧《天意》中的萧何
这实际上说的是史、卜的任命单位，最重要的是，如果“史”、“卜”不足，可以“除佐”担任，而这实际上又和上文中《秦律十八种·内史杂》“下吏能书者，毋敢从史之事”的规定相抵牾，当然， 汉律在秦律基础上修改，不足为奇，但是，汉初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律文，本质上也是秦制中“史”职供应无法满足要求导致的。
而如上的记载也说明，秦、汉的史、佐任命规则，以秦统一为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实的数量需要难以满足，旧的截然两分的组织体系无从支持，只能进行种种变通。
而“令史”与“令佐”名称在里耶秦简中的并存，很可能是地方组织体系之中，为了在最大限度不违背“旧律”原则基础上，所进行的变通，如“官佐”、“乡佐”升任“令佐”，“令史”调任“令佐”，或是反之，都是为了在吏员紧张条件下保证“史”、“佐”仕进分途的一种手段，一个比较明显的旁证就是，至少在里耶秦简之中，并未发现“官佐、乡佐”与“官史、乡史”相互调动的实例。
综上所述，由秦国的“秦制”到秦朝的“秦制”，再到汉初的“汉承秦制”，经历了一系列的现实变通，而绝非一成不变，正因为这种“变通”的出现以及像萧何这样的“新秦吏”的仕进，秦帝国的地基不再稳固，而是摇摇欲坠。
这与什么六国旧贵族的憎恨并无关联，而是原本充斥着“世袭”、“惯例”的静态*组织就像1台“发动机”，比如上文中“触”那样的“令史”，至少熬了22年（之前的经历不计），才得以申请补任“郡卒史”，他就是秦国牌“发动机”上一个最不起眼的零件。
谁能想到，在秦迅速统一之后，1台“发动机”突然间被拆散，分别装在5台一模一样的“发动机”上，并要求他们以原本的功率一样工作，最终的结果就只能是用各种残次品、报废品来填坑，并不断地发生故障，报废合格的零件，更可怕的是，像萧何这样可以在10年间跃升至“郡卒史”的优秀零件，却恨不得整台机器早点报废。
在此条件下，哪怕我们不考虑其他的因素，就“坐视”着秦国牌“发动机”自行运转，它的垮台，也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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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9 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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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9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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