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过程以及商鞅为什么来到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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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14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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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28 02:11
商鞅自幼研读法家刑名之学，学成之后，来到当时的强国魏国，试图大展雄才。魏国丞相公叔痤很赏识他，任命他为自己的家臣。但还没有来得及向魏惠王荐举商鞅，公叔痤就一病不起。
这时，魏惠王来探病，问：你一旦过世，谁可以当丞相?公叔痤就说：“我的门客公孙鞅虽然年少，却是一个奇才，我死之后，大王可以让他担任丞相，魏国必然大治。”魏惠王听后不以为然，所以含糊其词。公叔痤看出魏惠王决不会重用商鞅，于是屏退左右说：“如果大王不用公孙鞅，就杀了他，不要让他被别国所用，以威胁魏国。”这大概算是战国时代的“人才观”——要么重用你，要么杀了你。魏王许诺而去，一出门就说：“公叔看来是病糊涂了，竟让我把国政委任给一个年轻小子，太荒谬了。”
魏王走后，公叔痤招来商鞅，实情以告，劝他赶快逃命。商鞅胆识确实不寻常，他沉着地说：“大王不能听你之言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之言杀我呢?”
事实证明，商鞅是正确的，魏惠王既不用他，也没有杀他——他根本没有把商鞅当成一个人物。
此时，地处西部边陲的秦国，国势日衰，民生紧迫，士无斗志。刚刚继位、年仅21岁的秦孝公，面对咄咄*人的六国，愤然说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张榜招贤，“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强秦的决心溢于言表。
壮志未酬的商鞅，终于见到了求贤若渴的秦孝公。第一次，商鞅对秦孝公大讲“帝道”，劝他要“顺天而成”，秦孝公几度瞌睡，责备景监竟推荐这样的“妄人”;五天后，商鞅又向孝公推销“王道”，类似儒家一派的治国理论，他依然不感兴趣。有了前两次的试探，商鞅第三次极力宣扬“霸道”，终于合了秦孝公急于富国强民的心意。
殊不知，在中国变法谈何容易，因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变法就是跟列祖列宗过不去。于是孝*排了世族代表甘龙、杜挚与商鞅当场辩论。
商鞅面对责难，慷慨陈词：礼制、法度都是因时而定，政令要符合实际需要。要想富国强兵，就必须打破古人的条条框框。既然历史已经证明了，不法古的汤武能成就大业，而不改变礼法的夏商却灭亡了，那么变法也就没条件可讲了。
在论辩中大获全胜的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一场壮怀激烈的变法就此展开。
劓太傅动用酷刑，行新法秦国大治
商鞅拿出了最现实又最速效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农战”二字，并以国家意志来强力推行，手段之强硬、态度之坚决，亘古未见。
司马迁将商鞅变法的内容概括为：“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具体如下：废除井田制，准许买卖土地，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建立*集权制度;取消贵族特权，废除“刑不上大夫”;奖励军功，即使是奴隶也可以因军功恢复自由身，而贵族没有军功者不授爵位;厚赏重刑，建立连坐制度，对耕织、作战、告奸有功者施以厚赏，对那些私相斗殴者、不积极外战者、懒惰贫穷者、隐匿犯罪者加以重刑。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富国强兵、称霸天下。
但如何让新法得以推行呢?为了表示变法的决心，商鞅“徙木立信”，用五十金来试探老百姓，也向老百姓传递了一个信号：推行新政，赏必重赏，罚必重罚，态度不容置疑。
新法一经颁布，就遭到了保守派的顽固抵制，为了推行新法，商鞅不得不用血腥来树立威严。
太子触犯新法后，因是国家储君，不能用刑，商鞅就让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代为受过，一个处以刖刑(砍脚)，一个处以黥刑(在脸上刻字涂墨)。新法实行四年后，公子虔再次犯法，商鞅竟然割掉了他的鼻子(劓刑)。于是“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
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一些原来批评变法的人，又改口说变法的好话，这等于是向商鞅认错了。不料，心狠手辣的商鞅将这些人全部发配远方，从此以后，秦国再没人敢批评政令。
刑太酷人人自危，遭车裂作法自毙
商鞅的变法使秦国从一个贫弱偏僻的二流国家，一跃成为强国，却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他重新确立的等级制度，使大量靠世袭、资历、行贿等途径成为贵族的人失去特权。
而新法中最让人争议的就是“连坐法”。这种制度是建立户籍制，把百姓置于国家的严密监视之下，并使他们互相监视、监督。告发奸人，予以重赏;隐情不报，予以重罚;藏匿奸人，刑罚更重。在同一个社会组织里，一人有罪，则人人受刑，甚至株连三族。至于酷刑，什么腰斩、凿顶、抽肋、锅烹，哪一样都让人心惊胆战。商鞅实际上把“告密”行为制度化、法律化了，人人都是密探，处处都有监视的眼睛，结果是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大的原因是秦孝公的无条件支持。秦孝公英年早逝之后，已经酝酿了20年的风暴骤然来临。对商鞅恨之入骨的贵族们乘机告发商鞅谋反，失去后台老板的商鞅逃到了函谷关，想住客店却没有证件，店主不敢收留他，因为按照商君制定的法律，留宿没有证件的客人，要受连坐之罪!商鞅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他走投无路，只好回到封地，仓促地组织了一支人马，起兵造反。战败后，秦惠文王对他实行了严酷的车裂之刑，告诫世人“莫如商君反者”。
数英雄论成败，古今谁能说明白
变法是使秦国富国强民的良药，也是商鞅给自己酿的苦酒，他的悲剧充满了历史的宿命。
商鞅执掌秦国朝政19年，才有了繁华富庶、气势如虹的强秦;才有了始皇帝“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统一大业;才有了历代王朝沿用的秦汉制度、霸道王道并存的治国传统。而他死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下，也是以生命维护了变法的尊严。
后人对商鞅的评价，褒贬不一，争论不休。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商鞅的严刑峻法归结为他的“天资刻薄”，这也成为后世评价商鞅是“酷吏”的主要依据。即便国富民强，试问又有谁愿意生活在那样的制度中呢?
但也有人认为，商鞅之法，实为战争时期的非常之法。当时的秦国，民风强悍尚武，私斗滥刑，不知畏惧，欲使民畏法，轻罪重罚是必要的手段。而为了让被剥夺利益的老氏族做出让步，严刑峻法更是必不可少。
1000多年后，又一位力排众议、走在时代风口浪尖的改革家王安石，在月色朦胧、清风拂面的夜晚，在隐隐半山掩映的书斋中，面对商君一生事迹，泪湿衣衫，挥笔写下诗句：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在电视剧《大秦帝国》中，商鞅被塑造成一个因主持改革而使帝国日益强大的英雄，一位主张以法治国的先驱，一位最终以身殉国的伟人。他的酷刑只因乱世之中，惟有重典;他的愚民*，只为强秦*得以实施;甚至最后，编剧为了成就商鞅的完美形象，选择了让他与恋人双双饮毒酒自尽，而非逃亡后被车裂的悲惨下场。这自然是影视作品的艺术加工，但也不难看出创作者对商鞅的厚爱。
眼下，《大秦帝国》即将掀起第二轮的收视狂潮。有人读史，有人看戏，喜欢也好，争议也罢，在大量“戏说”和勾心斗角的后宫“秘史”的泛滥下，中国没有出现如此气势磅礴的历史正剧，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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