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央政治制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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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15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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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2-28 02:17
作者:吴宗国
原载吴宗国主编《盛唐*制度研究》（绪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唐朝*制度不仅为唐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而且对唐以后各朝的*制度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从中国古代*制度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唐朝*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唐朝最终结束了家国一体和贵族门阀*的国家*，开启了皇帝—官僚**。
秦汉以来皇帝也要依靠官僚来进行统治，但是在**中，皇家事务和国家事务还没有分开。汉代九卿中，太常、光禄、卫尉、太仆等寺都是掌管皇帝或皇家事务的。国家还保持了古老的家国不分、家国一体的传统。皇权本身，也始终依托于当时最有势力的集团或阶层。西汉初年是功臣集团，西汉末年是外戚，再后就是世家大族和士族门阀。皇帝总是要依靠他们来进行统治，让他们担任宰相和高级官吏。西汉初年，以功臣列侯为相。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汉武帝元朔五年以布衣公孙弘为相。刘秀依靠豪强大族建立东汉后，虽然还可以不用功臣，但度田也实行不起来。此后，随着豪强大族势力越来越大，他们世代担任**和地方佐官，并且把持察举。但是这些都还没有形成制度。直到魏晋之际，世家大族利用九品中正制才完成了门阀制度，并在东晋形成了典型的门阀*。除了让世家大族世代担任*，皇帝也总是要和当时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豪强大族或贵族联姻，以加强皇权和地们的联系。皇后废立也就成了一件重要的国家大事。
这些情况在南北朝时期开始发生变化。江南士族、山东士族和关陇贵族先后开始衰落，从隋朝开始，到唐朝初年全都退出了历史舞台。
隋文帝开皇初年采取了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取消九品中正制，地方佐官改由*仼免；二是府兵制实行君主直辖化即禁卫军化，征召扩大化即兵农合一化。前者抽去了山东士族最后赖以苟延残喘的依靠，后者则挖了关陇贵族存在的基础。隋炀帝进一步取消了关陇贵族的特权。门阀*终于在隋朝结束。
从**来看,中书省和门下省发展到南北朝，中书草诏敕，门下审署下达，已逐步形成制度。但两省仍在禁中，因此这些做法，仍然可以看作是皇帝个人行为的延伸。在这个时期，作为宰相机构的尚书省已经是一个严密的政权机关，但是中书省和门下省在性质上仍然是皇帝的秘书、咨询和侍从机构，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于皇权之外的决策、发令和政务处理系统。
中书省、门下省要和尚书省一样都成为国家政权机关，需要几个前提：第一、三省中各省必须是有长官负责，有下级属官的严密的机构，而不是一个高级*各司其职，与中下级*在工作上没有严格的上下级隶属关系的松散系统。第二、三省中各省必须是单纯的政权机关，而不是皇帝的个人附属机构。第三、在政务处理上，三省有明确的分工和紧密的联系，是一个按照一定程序运行、相互之间有着依存关系的有机整体。在这样的前提下，以下几方面的发展依次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是原来宰相机关尚书省职掌和权力的分化。尚书上省的决策权转移到中书省和门下省，下省的行政权保留下来，尚书省向职能化方向发展。这个过程在南朝的梁、陈表现得尤为明显。二是皇帝权力的分化。隋文帝令中书令与侍中知政事，使中书令和侍中摆脱了皇帝秘书、侍从的身份，从禁中走了出来，成为政事的参与者。以郡县佐官由*任免为起点，地方权力向*集中，尚书省六部的工作内容随之发生了变化，工作量大为增加。由于政务的决定、审议和批准尚未形成一种分层负责，各有权限，并按一定程序运行的制度，隋文帝时大事小事，甚至营造细小之事，出给轻微之物，也要向皇帝奏报。隋炀帝把司进御的五局移出门下省，在门下省设立给事郎，"审读奏案"。这样以分层决策为特征的政务运行模式终于完成，而门下省也终于摆脱了皇帝侍从、秘书和顾问机关的性质，成为在外廷独立处理政务的国家政权机关。尽管它所处理的政务过去在禁中也曾处里过，但并未制度化，而且是以皇帝秘书、顾问的身份去协助皇帝个人处理这些政事的。而现在则是以国家政权机关*的身份，作为政务运行中的一个程序，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去处理有关政务。这样，在隋文帝和隋炀帝时期，中书省、门下省摆脱了皇帝秘书咨询机关的性质，从内廷走了出来。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一起，并列为国家政权机关。皇帝则成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关于皇帝在国家中地位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西汉初年，天下是皇帝的天下，从观念上来说，还是朕即国家。而从北齐到隋，则形成了"以一人主天下，而不以天下奉一人"这样的观念。皇帝和国家不再划等号，皇帝是国家的最高主持者。而"朝廷"不像秦那样，最初只是宫殿的别称，也不像西汉初年那样，往往作为皇帝的同意语，而是作为国家或*的同意词更加普遍地加以使用。"国家"在唐朝前期还如同"朝廷"在西汉那样偶或用之，到唐朝后期也普遍使用了，并且被赋予更广泛的意义。
隋代还确立了尚书省的最高行政机关的地位。寺监也不再是国家行政机关，而成为掌管各种事务，包括皇帝和皇家事务的机关。
这样，隋朝就最后完成了国家政务与皇家事务的分离。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已经摆脱了家国一体、贵族*、门阀*等早期形态。但直到唐朝初年，前一时期的残余和影响仍然存在，直到唐高宗废王立武才基本告一段落。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这件事不仅标志着关陇贵族的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和门阀贵族*残余的最后扫除，也是从南北朝开始的、隋代基本实现的国家*从皇帝贵族*到皇帝官僚*过渡的最后完成。
二、唐朝**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后代官僚*制度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模式。
隋和唐初所确立的*及其它相关制度虽然具有很大的开创性，开启了此后一千多年官僚*制度的基本模式，诸如各级*都由官吏负责运转，官吏按才学标准并通过考试由*任免等。但它仍然具有很大的过渡性。这是因为，隋和唐初的制度和法令都是建立在经济不很发达，小农占居多数的基础之上的，职掌固定，少有弹性。尚书各部也是据令式以掌政令，行政事务的处理以唐初制定的令式为依据。这样，就不能适应急速变化的社会*经济形势。有些需要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的问题没有部门过问，因为各行政部门均无此职掌；也没有法令可循，因为法令制定时还没有这些情况。如果说，隋朝是以地方事务向*集中为契机，初步完成了国家*和**的的变革；那么，唐朝则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政务和事务的不断增加，推动了**的不断革新。
唐代**变革的核心内容，就是*机构在按职能分工的基础上，不断加以调整。*机构按职能分工，不论是尚书、门下、中书三省，还是尚书省六部和寺监，都是如此。这是南北朝以来不断变革的总结。而在此基础上的不断调整，不论是对原有机构的微调，还是从临时差遣到固定使职，到逐步形成军事的、财政的和其它使职系统，则是根据现实情况的不断变化，对原有制度的修改和补充。使职和使职系统为*制度的不断调整提供了一种灵活的形式，并使一些制度增加了弹性，更能适应日益加快的社会变化。唐朝后期的三司使，北宋枢密使、三司和监司的发展变化，都显出了它的生命力。
唐朝初年运用制度和法律来保证*机构的正常运转，以及由令式所规定的政务处理的高度程式化，在中国古代*制度史上是很突出的。各种制度和令式，规范了各级*的组织机构和职掌，明确规定了*组成及其职责范围；规定了公文处理的程序和程限，使政务的处理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程序；四等官制按政务处理程序把官吏分为长官、通判官、判官和主典，明确了各级官吏在公文处理过程中的地位和责任。律令和各种制度，包括勾检制度、监察制度、谏议制度、考课制度，规定了各种监督百官执行的制度。对官吏失职、违法乱纪、贪赃枉法，也从法律上规定了具体的处分办法。这些做法基本上为以后各朝所承袭。
三、唐朝各级官吏的任用都必须经过考试，官僚形态呈现出新的特征。
在中书省和门下省都成为国家机关的同时，科举制在隋炀帝时也从古老的察举制中脱颖而出。北朝的强调军功，南朝的重视文才，都是和门第相对立的。才学的标准虽然已在实际中运用，但在选举制度上并没有完全否定门第。隋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最终从制度上结束了按门第选官的做法。科举制是不论门第的。门荫虽然也是给予高级官吏的一种*特权，但其标准是当朝的官品，也与传统意义上的门第无关。而且不论是门荫、杂色入流（包括流外入流、勋官、品子等）或科举入仕，都需要经过出身考试和入仕考试。科举制的建立，以及不论何种出身均需经过考试、考试合格方能做官的机制，使中国古代官僚形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唐朝在选举制度上强调才学的标准。但在不同时期，根据当时的需要和人才的实际情况，都有一些不同的做法。即使在人才辈出的武则天时期和开元天宝时期，对于一般人才和具有特别才能的所谓优异之士，也都制定了相应的制度和*，既保证了官僚机器的正常运转，又保证了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
随着科举出身者在*中、特别是高级*中的比例不断增加，且因科举及第者多为馆学生徒，于是*的思想修养和地方工作经验越来越受到重视。职在亲民的刺史、县令被认为是治理之本。是否担任过县令、刺史，有没有地方政务实践，逐步成为选拔三省、御史台高级*的先决条件，即所谓"凡官不历州县者不拟台省"。
四、唐代*制度一直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而调整，体现出较强的自我完善的机能。
贞观初唐太宗说过，"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 ]。这虽然是有关政事的处理原则，但制度的调整也是政事的重要内容。因此，唐太宗的这段话为*制度的及时调整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对制度进行必要的调整，在唐朝被看作是很正常的事。而"变通"二字也往往成为制度调整时的依据。这样在制度的调整和革新上，唐朝前期在思想上的阻力要比其它朝代，特别是唐以后的朝代小得多。
唐朝前期除了通过制敕对制度进行及时的调整，还对规定各种制度包括*制度在内的令、式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修订。由于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唐初所制定的律令格式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需要，而随时发布的制敕则因其灵活性而在*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终于超越了唐初由令式来规定各种制度的律令体系，制敕取代律令在法律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原来的格是用来"编录当时制敕，永为法则，以为故事"的，是律令格式法令体系中的一种，随着制敕在法律体系地位的变化，格便很自然的用来编录这些制敕，成为主要的适应形势变化的法令形式，律令不再修订，新格应运而生，格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元以后，格也不能适应日益加快的社会变化，格后所颁布的制敕往往与格发生矛盾，于是又出现了格后常行敕和格后敕，制敕实际上成为日常行用的法律文书。而唐朝也找到了制度调整和归整的良好手段。*制度的及时调整，是*活力的表现。唐代社会之所以能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制度的高度自我完善机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五、在*制度的运行中，呈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唐律》中的许多规定是具有灵活性的，一些在原则上一般禁止的行为，在特定条件下又成了必须的做法。对于律令不便于时者，在《唐律》中也规定了进行修改的程序。选举制度中，贡举有常科和制科，以常举选拔平常之士，以制举选拔卓越之士。开元时适应参选人员的不断增加，设立了循资格，但同时也设立了科目选。以循资格选拔一般的官吏，以科目选拔擢杰出的人才。而在对待逃户问题的处理上，不论是武则天末年，还是玄宗开元年间，都采取了变通的做法以保证户令继续实行。
参考资料：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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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六部政令加以贯彻执行的事务机构有九寺五监。九寺是：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和太府寺。五监是：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和都水监。九寺五监也是*的重要机构。
*的监察机构是御史台，以御吏大夫、御史中丞为长官，主要掌纠察百宫和监督府库出纳，可以说是"天子耳目"。御史大夫下分设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置侍御史，掌**的百官，殿院置殿中侍御史，掌纠察朝仪、朝会、郊祀及巡视京师，以维护皇帝的尊严；察院置监察御史，掌监察地方官吏。
*的司法机构有：大理寺，是最高的审判机构；刑部，是司法行政机构；御史台，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每遇重大案件，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和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即后世"三法司"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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